精选王阳明哲学思想著作87句

王阳明哲学思想

1、王阳明哲学思想的意义

(1)、>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也就是说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自然明觉发见处。

(2)、心即是理的人生论。王阳明认为人心是根本的问题，是善恶产生的源头，任何外在的行动、事物都是受思想支配的，一切统一于心。

(3)、王阳明曾做过这么一件事。有一天，他的手下抓住了一个盗贼，他让盗贼脱衣服。先脱外衣，后脱内衣，最后只剩一条内裤，王阳明还让盗贼脱，盗贼就不干了。王阳明说：你虽然做了贼，但内心还是知道羞耻的，这就是你的良知。

(4)、王阳明从小身体不好，体弱多病。因此，他希望跟随道教道士学习养生之术。

(5)、王阳明说如果一个人在吾身和亲亲之间，再去分薄厚便是不仁。中庸之道很难把握因为一方面要有薄厚，一方面要有同体。

(6)、《心學》淵於儒說，吸收道學，納入法家…集眾家之長！

(7)、个人观点，阳明心学，包含了儒、释、道的成份，但不是其混合，而是以儒、释、道为基础，独立构建的以致良知为核心的哲学体系。

(8)、    《王阳明哲学》对王学的进行了全面的剖析，并对王阳明思想的不同发展阶段进行了细致的论证考察，以翔实的资料为世人呈现真实的王阳明哲学思想和整体风貌。

(9)、王守仁继承陆九渊强调“心即是理”之思想，反对程颐、朱熹通过事事物物追求“至理”的“格物致知”方法，因为事理无穷无尽，格之则未免烦累，故提倡“致良知”，从自己内心中去寻找“理”，“理”全在人“心”，“理”化生宇宙天地万物，人秉其秀气，故人心自秉其精要。

(10)、《大学问》、《王阳明全集》、《传习录》作品收录于《明史》 、《古文观止》，《古文观止》中收录有王守仁的名篇《瘗旅文》、 《教条示龙场诸生》。

(11)、王阳明为“万物一体”的世界秩序建构了一个形而上的基础，他还进一步认为，这种理想秩序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那就是儒家念兹在兹的“三代之治”。“三代之治”是王阳明对于公共社会的理想和期待，体现了他的公共性关怀。在著名的“拔本塞源”论里，王阳明阐述了其对于公共秩序的根本设想：“圣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其视天下之人，无外内远近，凡有血气，皆其昆弟赤子之亲，莫不欲安全而教养之，以遂其万物一体之念。”理想的秩序不是建立在“有我之私”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万物一体”的“大公”情怀之上，理想的公共生活中，人们应该以血亲伦理对待天下之人，也就是将私人性的情感转化为公共性的关怀，视人如己，视人如亲。在实际生活中，为什么这样的理想社会难以建立？王阳明认为，原因在于人们忽视了“公共性”的情怀，而任由“私人性”的欲望滋长，他指出：

(12)、王守仁的知行合一学说既针对朱熹，也不同于陆九渊。朱陆都主张知先行后。王守仁反对将知行分作两截，主张求理于吾心。他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

(13)、阳明心学不是成功学，学习阳明心学，你不一定能成功，但肯定能做个好人。

(14)、王阳明弟子：据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列名记载，就有六十七人之多。这些“王门弟子”，继承王阳明的讲学传统，亦到处办书院，传播王学。

(15)、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工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

(16)、吴光，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本文为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王阳明全集(简体版)》序言节选。

(17)、 本书对王阳明哲学的内容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把哲学史研究、比较哲学研究、文化问题研究和文献史料研究合为一体，并对其哲学的不同发展阶段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力图呈现出王阳明哲学的基本性格和整体面貌，是王阳明哲学研究的经典之作。

(18)、阳明学的根本精神到底在哪里？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我认为，明代理学的精神在阳明，而阳明的根本精神在“良知”。这个“良知”精神表现在如下四点：

(19)、霸者之徒，窃取先王之近似者，假之于外以内济其私己之欲，天下靡然而宗之，圣人之道遂以芜塞。相仿相效，日求所以富强之说，倾诈之谋，攻伐之计，一切欺天罔人，苟一时之得，以猎取声利之术，若管、商、苏、张之属者，至不可名数。既其久也，斗争劫夺，不胜其祸，斯人沦于禽兽、夷狄，而霸术亦有所不能行矣。

(20)、王阳明于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年)，因反对宦官刘瑾，被廷杖谪贬至贵州龙场(贵阳西北七十里，修文县治)当驿丞。龙场万山丛薄，苗、僚杂居。在龙场这既安静又困难的环境里，王阳明结合历年来的遭遇，日夜反省。

2、王阳明哲学思想著作

(1)、但他强调意识作用的结果，认为一念发动处即是行，混淆了意识活动同实践活动的界限。他提倡知行合一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克服“一念不善”，这是他的“立言宗旨”。

(2)、知行合一：王阳明认为，知是行的先导，行是知的体现；知是行的开端，行又是知的完成；知中有行，行中有知，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分离。知是认知，行是行动，只有去实践了，才会拥有这个知识；不去做，即使看了很多书，学了很多理论，也无法真正获得这个知识。所以知和行其实是一回事，即知行合一。

(3)、蔡仁厚先生在《王阳明哲学》中，对阳明的学习地图进行了概括，他的一生，分为前后两段，第一段学习地图是异质转变，第二段学习地图是同质深化。如果说第一段学习地图是他如何认识自我的阶段，那么第二阶段则是他如何提升自我的阶段。

(4)、以上三变是性质的变化，就是每一次都调整了一个巨大的方向。

(5)、在知与行的关系上，强调要知，更要行，知中有行，行中有知，所谓“知行合一”，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分离。知必然要表现为行，不行则不能算真知。

(6)、那么王阳明为什么改了心学之后就悟道了？他从格竹子到龙场悟道，这中间都学习了什么？是什么样的学习路径成就了他呢？

(7)、我们可以从阳明学的根本精神体会其当代意义：

(8)、龙场悟道的故事就不用多说了，总之，他九死一生，在那个言语不通，蛊毒瘴疠、蛇虺横行的地方，王阳明对得失荣辱已经完全抛开，真是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将苦其心志，饿其体肤。

(9)、在满天星斗下，他日夜端居静坐，天人合突然间，他明白了：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外求知欲理于事物也，误也。

(10)、《传习录》包含了王阳明的主要哲学思想，是研究王阳明思想及心学发展的重要资料。

(11)、 在认识论上，王阳明宣扬“致良知”与“知行合一”说，认为人的认识就是对本心良知的自我认识，人都有良知，良知也就是天理，一切事物及其规律都包含在良知之中。达到本心的良知，也就达到了对一切真理的认识。

(12)、心即理：王阳明认为，“心的本体就是天理”，天理就是人们所苦苦追求的圣人之道，就是宇宙间最高的“天道”，正所谓“心即道，道即天；知心则知道、知天”，心即理可以说是阳明心学的逻辑起点。所谓“心外无理”，就是说外部的具体事物或事物之间的联系并不会产生“理”，“理”是我们主观对客观事物或规律的认知，是我们心里的想法，没有心也就没有“理”。简单地理解就是，你所见、所闻、所感、所想，你大脑里的全部就构成了你的全部世界。除此之外，对你来说，不存在另外一个世界；或者说，另外一个所谓的客观世界，对你来说不存在任何意义。

(13)、致良知，分为什么是”致“，其次是”良知“，然后才是什么是”致良知“，这其实是对古文学习的一个拆解过程，如果没有这种拆解能力，我们就是把经典倒背如流，也还只是个机械记忆而已。

(14)、古人求学，无论儒家还是道家，都在追求一个字”道“。什么是道呢？道可道，非常道。对于这个道，好像又不是用一句话就能讲明白的，但是基本意思就是万物之至理，德性之知。”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然后这两个字连在一起就是道德，如果你去问一个人，究竟是道德，能解释出来的没几个，真正能讲明白的人，也就是圣人了，或者至少也是个贤人。儒家思想更是强调，明明德，如果你能明明德了，你就可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当圣人了。

(15)、>就是在能分辨真我和假我之后，知是非善恶的真我，将其扩充到底，使它在行为过程中占据主宰地位，

(16)、第阳明学折衷朱陆、会通佛老的和而不同精神，体现了一种多元和谐的文化取向，为全球化时代的多元文化交流、沟通提供了历史的借鉴。现在我们学术界比较活跃，有主张全盘西化，引进自由主义的学说；也有主张全盘东化的，认为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是东方文化的世纪。我既反对“全盘西化”论的自由主义主张，也反对“中国世纪”论的民粹主义主张。我们不要人家压倒我们，为什么我们要压倒人家呢？我们求得一个多元和谐就可以了。西方文化有几千年的历史，我们东方文化和它交流，沟通互补，共存并进，不是很好吗？我提出“多元和谐”文化观，也是从孔子的“和而不同”、王阳明的“折衷朱陆、会通佛老”的思想方法受到启示的。

(17)、王阳明通过讲学、推行“乡约”等具体实践行为，来落实心学的“公共性”关怀，这既是他个人作为儒家士大夫的教化和政治事业，也是心学“觉民行道”政治路线的体现。王阳明心学揭示每个人都具有“公共性”内涵的“心体”和“良知”，启发每个人都能“致良知”，去恶向善，去私为公，并由此希望构建公共性压倒个人性的世界秩序，在理论上为“觉民行道”的政治关怀奠定了基础。而且，在实践上，王阳明及其后学也是努力地讲明心学、推广心学并利用政治资源教化风俗，切实地在做开掘人们内在“良知”的宣传和教化工作，为落实“觉民行道”做出了现实的努力。

(18)、通过心即理、知行合致良知等核心概念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主体与客体的统一和内圣与外王的统一。站在今天新的历史方位上，传承发扬阳明心学，有着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19)、在认识论上，王阳明宣扬“致良知”与“知行合一”说，认为人的认识就是对本心良知的自我认识，人都有良知，良知也就是天理，一切事物及其规律都包含在良知之中。达到本心的良知，也就达到了对一切真理的认识。

(20)、>致是唤起、体认、践行、扩充、光大、达到、实现。

3、王阳明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

(1)、民俗之善恶，岂不由于积习使然哉！往者新民盖常弃其宗族，畔其乡里，四出而为暴，岂独其性之异，其人之罪哉？亦由我有司治之无道，教之无方。尔父老子弟所以训诲戒饬于家庭者不早，薰陶渐染于里闬者无素，诱掖奖劝之不行，连属叶和之无具，又或愤怨相激，狡伪相残，故遂使之靡然日流于恶，则我有司与尔父老子弟皆宜分受其责。呜呼！往者不可及，来者犹可追。故今特为乡约，以协和尔民，自今凡尔同约之民，皆宜孝尔父母，敬尔兄长，教训尔子孙，和顺尔乡里，死丧相助，患难相恤，善相劝勉，恶相告戒，息讼罢争，讲信修睦，务为良善之民，共成仁厚之俗。

(2)、    第辨是非(智慧)。这是人人具有，是一种不假外力的内在力量。“致”就是唤起、体认、践行、扩充、光大、达到、实现。所以致良知就是要通过那些“致”的行动实现人皆有之、与生俱来的自性、本心、善根、智慧，达到万物一体、与宇宙同化的圣贤境界。

(3)、王阳明于是开始格物，穷尽世间万物，头悬梁锥刺股就不用说，勤学苦练，格竹子岛命悬一线，但是他找不到“道”。于是他头幢南墙猛回头，改学心学，向内而求，最终龙场悟道，成为孔子、孟子之后的又一大圣人。

(4)、有了学习地图，能学习修炼吗？试试吧，在开始实践之前，还有些基本概念要厘清，否则就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了。

(5)、王阳明认为，乡村生活中的善恶习俗，往往都体现在乡民公共交往活动中，因此，必须用规约的方式来约束乡民的公共生活，养成“仁厚之俗”，从而促成乡间公共生活的美善。“乡约”对于乡村社会成员的言行都有所规定，希望以此将“恶”绝于未萌。按照心学的话语，“乡约”是要通过教化的手段，为乡间公共生活确定规则，促使人发现自己的“良知”，并按照“良知”行事，从而实现公共之善。质言之，对于王阳明来讲，之所以要有“乡约”，是因为“乡约”关乎乡村社会道德和社会秩序，而乡村又是天下国家之本，因而“乡约”不仅对于乡村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还是国家实现公共生活教化的大事。具有“公共性”意味的“乡约”，能够较好的体现和落实王阳明的公共关怀。以“乡约”为底本的乡村制度，一般都是涉及具体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的条目，如王阳明制定的《南赣乡约》里就罗列了16个条目，都是具有操作性的规定，清楚明了，简易可行，对于乡村公共社会的道德维系、伦理建设起到过一定的作用，落实了王阳明作为儒家士大夫的教化之念。王阳明曾认为朱熹将《大学》里的“在亲民”改成“在新民”存在问题，其中一个原因在于：“说‘亲民’便是兼教养意，说‘新民’便觉偏了。”也就是说，王阳明认为《大学》里“亲民”是君子“明明德”之后的公共性关怀的落实，对于“心学”的公共关怀之落实更加妥帖。由此看来，“乡约”的制定和推行，正是其“教养意”的实践体现，也是王阳明心学在落实“公共性”思想上的具体行动表现。

(6)、知行是一个功夫的两面，知中有行，行中有知，二者不能分离，也没有先后。与行相分离的知，不是真知，而是妄想；与知相分离的行，不是笃行，而是冥行。他提出知行合一方面强调道德意识的自觉性，要求人在内在精神上下功夫；另一方面也重视道德的实践性，指出人要在事上磨练，要言行一致，表里一致。

(7)、于是他进入2阶段，他出入佛老，对佛学和道家进行了深入研究，在阳明洞的修炼，让他都有了“先知”的感觉，但那又怎样，他还是不能忘记，甚至对佛学的“无分别心”产生了异议，因为他不能忘记自己的祖母和父亲，因为佛家强调人和人，人和动物无分别心，讲求众生平等，但是作为人，我们又不能做到完全平等，这是什么呢？

(8)、 我们知道，在朱子哲学中主张心之体是性，性即理，理则是人所禀受的天理，而阳明哲学的根本原理是“心即理”。但是阳明在这里没有否定“性即理”的命题，他的说法在表面上似乎与朱学的距离并不大，实际上却不如此。

(9)、第三段，是在50岁之后，圆熟化境，功夫到了纯熟之境，良知涌现做主，所以时时知是知非，私意剥尽，了无执着。所以又时时五十五非。随时随地都知道对与错，单随时随地对与错都没有那么重要。良知，就是这个时间所运作的最根本的东西。

(10)、在王阳明看来，社会生活中的“公共性”道德原则来源于内在的“心体”。他提出，“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心即道，道即天，知心则知道、知天。”“心”统摄了“道”“理”“天”，“道”“理”“天”等儒家核心价值都在“人心”中体现出来了，我们理解的“道”“理”“天”的“公共性”与“人心”所蕴含的“公共性”是一致的。“须是廓然大公，方是心之本体。” “廓然大公”是“心之本体”的应然状态，而自私自利违背这一应然状态，是人在社会生活中对“心体”的背叛，是个体之私对公共之善的遮蔽，应该通过道德努力予以纠正，这就是王阳明所说的“减得一分人欲，便是复得一分天理；何等轻快洒脱！何等简易。”去“人欲”就是去除“私心”，焕发公共之善，恢复“心体”的公共天理之本然，如此，“心体”的“公共性”之善就能得到彻底释放，个人重新实现了其本原的复归，而如果人人都能释放存于自身的公共之善，那么符合儒家道德原则的理想公共社会也能实现。可见，“公共性”是理解王阳明“心体”学说的一个重要维度。

(11)、若鄙人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王阳明：《答聂文蔚二》，《全集》卷第95页)

(12)、要想了解这个问题，首先就要先明白致良知的概念。

(13)、心即理。 王阳明认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心即是理。

(14)、https://zhibo.chaoxing.com/4000148256277755

(15)、18岁-37岁，有三次质的变话。第一次，拜访过娄谅以后，认为圣人必可学而至之，这时候他首先泛滥于词章，研究格物致知的道理，这是向外使力的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出入佛老，喜欢跟道士，和尚呆在一块，然后发现不可以断了厚薄，父母亲人还是要思念的，不然坏了人伦。第三个阶段是37岁龙场悟道，当每天晚上打坐默默的想的时候，那一刻他悟出“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就是说圣人之道在我的本性当中就有了。

(16)、王阳明心学思想的“公共性”指向，建基于其“心本论”的道德形上学。“心体”蕴含公共之理，故而能成为世界意义、道德原则的根源，而因此“私人之心”也就成了“公共之心”，之所以社会生活中还有“恶”的存在，是因为“私人之心”中的“公共之理”被“私欲”掩盖了。“心体”的公共性进而呈现为“良知”的公共性，“良知”超越时空与个体的差异，具有普遍性与公共性。“公共性”的“良知”使得公共的伦理生活成为可能，也为人们在千变万化的伦理境遇中选择或评判行为提供公共依据。除了在本体意义上确证“公共性”之外，王阳明还从秩序层面强调“公共性”的价值。

(17)、知行合一：王阳明认为，知是行的先导，行是知的体现；知是行的开端，行又是知的完成；知中有行，行中有知，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分离。知是认知，行是行动，只有去实践了，才会拥有这个知识；不去做，即使看了很多书，学了很多理论，也无法真正获得这个知识。所以知和行其实是一回事，即知行合一。

(18)、王守仁(1472年10月31日—1529年1月9日)，汉族，幼名云，字伯安，别号阳明。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今属宁波余姚)人，因曾筑室于会稽山阳明洞，自号阳明子，学者称之为阳明先生，亦称王阳明。

(19)、是非判断其实是智慧之心，也就是我们要有批判性思维(哈哈)，好恶之心就是道德的评判标准了。道德评判，源于是非，但是是非的真理，又有不同的环境决定。社会、政治、文化等等，不要拘泥于一时、一地。人世间有普世价值观，但是又有国别的政治性，有阶级利益等，洞察智慧的人，才是识时务的人，游走于人世间，不受任何牵挂，真的很难啊。

(20)、无论是“心体”“良知”的“公共性”前提，还是“万物一体”“三代之治”的“公共性”设想，都还停留在理论层面。王阳明心学思想的“公共性”维度的展开，还很大程度的体现在他的讲学和为政等公共性事业上。王阳明曾对聂豹(文蔚)说：“仆诚赖天之灵，偶有见于良知之学，以为必由此而后天下可得而治。是以每念斯民之陷溺，则为之戚然痛心，忘其身之不肖，而思以此救之，亦不自知其量者。”这是王阳明个人心迹的表露，是他个人治学的动机的展现。也就是说，“良知”之学不是个体理论兴趣的满足，而是要用来“救世”并实现社会政治理想的，这也鲜明地表现了王阳明心学“公共性思想”的实践维度。

4、王阳明哲学思想大学问还是心体本

(1)、王守仁(心学集大成者)与孔子(儒学创始人)、孟子(儒学集大成者)、朱熹(理学集大成者)并称为孔、孟、朱、王。

(2)、致的意思就是贯通，首先是觉醒，然后是依靠。

(3)、    作者蔡仁厚为新儒家第三代代表人物之师承当代儒学大师牟宗三先生之门逾四十年。历任台湾各大学教授，哲学研究所所长等，蔡仁厚先生对先秦儒学、宋明理学、中国哲学史有极深厚地研究，著有《孔孟荀哲学》、《孔门弟子志行考述》、《墨家哲学》、《中国哲学史大纲》、《宋明理学》(北宋篇、南宋篇)、《王阳明哲学》、《新儒家的精神方向》等书。

(4)、第四是力行实践的精神。王阳明提倡“知行合一”、“致良知”，也可把“致良知”概括为“行良知”，因为王阳明说“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工夫”。黄宗羲对这种力行实践的精神解说得更明确，说“致良知”的“致字即是行字”。

(5)、王阳明对公共秩序的设想，最集中的体现在他的“万物一体”论以及对“三代之治”的理想里。具体来看，如果说，“万物一体”是他在形上层面建构的世界秩序的话，那么“三代之治”就是他延续传统儒家理想为伦理和政治社会所构想的现实秩序。无论是“万物一体”还是“三代之治”，都体现了他对“公共性”价值的重视以及对良好公共生活的追求。

(6)、总之，我认为，阳明学并不是僵死的学问，而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实践意义的鲜活文化。我们应当深入发掘并加以发扬光大。

(7)、 当阳明用诚、乐、定规定心之本体的时候，这些范畴显然是指本然的心境或心的本然状态，而不是指心的内在本质。因此，诚、乐、定只能用以表征“心”，而不能用来表征“性”。因此上节所述阳明对心之本体的说法，都不能换位为传统意义的作为本质概念的“性”。在阳明哲学中，心之本体虽然是“本体”，但既然叫做本心，就仍然保有心的性格；心之本体作为“能视听言动”的，仍有“灵”的性格，就是说本心至少逻辑上有思维的功能，而“性”的规定无论如何也不包括这一点。心之本体可以是明觉、良知，就是说它可以有知觉的功能，可以直接现实为“见父知孝”“见兄知弟”。当一切私欲去除净尽之后，心之本体就朗现为全部意识。用理学的话来说，在这些方面，心之本体是可以为已发的，而“性”在传统的理解中，作为本质的范畴，只能是作为自身不呈现的未发，无论如何是不能变为已发的。

(8)、明代中叶的王阳明反对承先启后的大儒朱熹把心与理视为两种事物的观点，创立与朱熹相对立的主观唯心主义理论——心学。他钻研朱熹“格物致知”的儒家思想，对“存天理、去人欲”之说产生了疑惑，认为朱子学说不是真正的圣人之学，“心学”才能解释其中的困惑。郭沫若曾盛赞：“王阳明是伟大的精神生活者，他是儒家精神的复活者。”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更是宣称：王阳明是近代五百年来儒家的源头活水。

(9)、《知行合一》是一本叙述王阳明传奇一生的传记。全传知行合一的“知”，不是“知道”，而是“良知”，是每个人内心与生俱来的道德感和判断力。找到并遵循内心的良知，复杂的外部世界就将变得格外清晰，致胜决断，了然于心。

(10)、除却“讲学”之外，王阳明还利用自己执政地方所拥有的行政资源，在乡村公共社会中推行“乡约”制度。在传统中国，乡村社会是由熟人组成的公共空间，在这样一种公共空间里，维护公共秩序往往依靠的主要是伦理道德。“乡约”制度的设想与实践，就主要是将儒家的伦理道德原则变成具体的生活中的教条，劝导人们遵守这些生活规范，以此来维系乡村社会的教化和安宁。“乡约”制度，实际上是儒家学者对于乡村社会治理的一种民间制度设计，将儒家的伦理道德原则具体化到乡民的日常生活中去，这套乡间伦理秩序与规范符合政权对于乡村公共社会的期望。由于乡村公共生活基本上靠伦理维护，故而体现伦理道德精神的“乡约”往往能切实发挥维护公共秩序的作用。王阳明在巡抚南赣时，为了维护当地乡村的公共生活秩序，专门制定并推行《南赣乡约》，同时还制定了一系列诰谕来整顿乡间秩序，如《告谕各府父老子弟》《告谕新民》《告谕顽民》《谕俗文》。之所以制定这些文书，主要是为了重建经土匪扰乱后的乡村社会秩序，是属于王阳明个人的政治实践。对于“乡约”的作用，王阳明认为：“冠、婚、丧、祭之外，附以乡约，其于民俗亦甚有补。”也就是说，王阳明认为乡约制度对于乡间公共生活具有重要的意义，可以规约人们在日常公共生活中言行举止，是对乡间公共生活的一种道德规范，是法律之外的一种道德规劝和约束。以《南赣乡约》为例，王阳明提出制定“乡约”的目的是：

(11)、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作两件，故有一念发动，虽是不善，然却未尝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说个知行合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王阳明：《语录三》，《全集》卷第109-110页)

(12)、第一段：37-45岁之间，不断地默坐澄心----每天静静的打坐，分辨真我和假我。真我是本心真体，假我是习气和私欲。例如当你上台演讲紧张就是你私意泛滥，就是你心中充满着对于自己的关心，充满着我讲的好不好别人会怎么看我，当你私意泛滥的时候你不是凭借着本有应该的表现去做这件事，而是想歪了，脑子里在想的是跟此刻当下本该具足的实体无关的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根本心不在焉。

(13)、先从宏观方面来谈。佛教自东汉末年传入中国以来，它对中国思想、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中国哲学史中，隋唐佛学是一个重要的阶段。宋明理学就是在隋唐佛学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没有隋唐的佛学，宋明理学肯定不是现在的样子。

(14)、一是良知本体论。孟子心学可以说是“仁心”本体论，但他是从孔子那里继承而来的，叫仁学。孟子引用孔子之言说：“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孟子·离娄上》)又说：“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尽心上》)到了陆九渊心学是理学之“心即理”派，是“心”本体论。阳明心学则是“良知”本体论。王阳明的“良知”本体论主要有两层含义：第“良知”既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是统一主观与客观的认识主体。如他所说：“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王阳明：《答顾东桥》，《全集》卷第51页)“良知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故良知即是天理。”(王阳明：《答欧阳崇一》，同上卷，第81页)第“良知”既是“知是知非”的“知识心”，又是“知善知恶”的“道德心”，但主要是指道德心。如他所说：“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同上)“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自然明觉发见处，只是一个真诚恻怛，便是他本体。故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事亲便是孝……以从兄便是弟……以事君便是忠：只是一个良知，一个真诚恻怛。”(王阳明：《答聂文蔚二》，同上卷，第95页)这里所谓“是非”、“好恶”、“真诚”、“恻怛”也即孟子的“四端”之心，在根本上是一个“仁心”，这“仁心”便是“良知”，这“良知”便是“天理”。

(15)、所以，王阳明教人的，是如何做个好人，做个高尚的人。

(16)、《大学》有“致知在格物”语。王守仁认为，“致知”就是致吾心内在的良知。这里所说的“良知”，既是道德意识，也指最高本体。他认为，良知人人具有，个个自足，是一种不假外力的内在力量。“致良知”就是将良知推广扩充到事事物物。“致”本身即是兼知兼行的过程，因而也就是自觉之知与推致知行合一的过程，“致良知”也就是知行合一。“良知”是“知是知非”的“知”，“致”是在事上磨炼，见诸客观实际。“致良知”即是在实际行动中实现良知，知行合一。“致良知”是王守仁心学的本体论与修养论直接统一的表现。

(17)、经过了一代三次的迭变，阳明的心学体系框架基本完成，于是进入0版本，开始实践提升。

(18)、心学与佛教的关系非常紧密，下面从3个方面进行论述。

(19)、 作为系统研究王阳明哲学的专著，思境恢弘、学理精审、史料详尽，在王阳明哲学思想研究的各个重大问题上都提出了新的分析和诠释，充分体现了作者在思想把握上的理论造诣和文献把握上的学术功力，代表了当代阳明学研究的高端水平。本书虽集中在王阳明哲学的研究，但其解决的问题和研究方法，对整个阳明学、宋明理学乃至中国古典哲学的研究皆具有普遍的示范意义。

(20)、链接:https://pan.baidu.com/s/1kLOKTKFzpJui7-xFV6zE0w提取码:58zv书名：有无之境

5、王阳明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明德十三年

(1)、阳明思想体系的核心是"致良知"。它包括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以及万物一体之仁等几个方面。而其思想体系的基点和出发点则建立在对朱熹格物致知说的批判上面。

(2)、其《心學》精髓是知行合致良知！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

(3)、王阳明一生非常重视讲学，曾认为“讲学”是人生中最为重要的事业。王阳明弟子邹守益曾记述：“当时有称先师者曰：‘古之名世或以文章，或以政事，或以气节，或以勋烈，而公克兼之，独除却讲学一节，便是全人。’先师笑曰：‘某愿从事讲学一节，尽除却四者，亦是全人。’”可见，虽然王阳明所立事功甚多，但在其个人心目中，“讲学”“传道”还是最具有意义的事情。宽泛来讲，“讲学”事业正是“公共性”的具体体现之一。思想家的“讲学”是一件公共事务，密室里私相授受的学问不能算是“讲学”，“讲学”应该是公开的、公共的、面向公众的一种学术和思想的表达方式，这种表达思想的方式以启发和影响公众为目的。事实上，王阳明的“讲学”正是面对社会公开进行的，在其后半生履职和居家的生涯里，随处讲学，其弟子遍及大江南北，上至耆叟，下至弱冠，各地、各年龄段的人都慕名来听其讲学，甚至王阳明还能对聋哑人进行讲学，《王阳明全集》收有一篇《谕泰和杨茂》，就是王阳明对泰和聋哑人杨茂的一番围绕“良知”的“讲学”记录。关于王阳明公开讲学的事迹，《传习录》曾记载：“先生初归越时，朋友踪迹尚寥落。既后四方来游者日进。癸未年已后，环先生而居者比屋，如天妃、光相诸刹，每当一室，常合食者数十人；夜无卧处，更相就席；歌声彻昏旦。”《王阳明年谱》又载“天泉证道”时的盛况：“中秋月白如昼，先生命侍者设席于碧霞池上，门人在侍者百余人。”如此大规模的士人公开聚集在王阳明周围来学习心学思想，是当时思想界的盛景，这种学术思想的盛况也说明，王阳明的心学不是秘而不宣、个体参修的秘笈，而是要面向大众进行公开传播并冀望因此而改变社会的思想学说。质言之，阳明心学是面向“公共生活”的思想，而不是满足个人心性的“私人性”学说。清人焦循在比较朱熹与王阳明的思想时曾说，“余谓紫阳之学所以教天下君子，王阳明之学所以教天下之小人。……行其所当然，复穷其所以然，通习乎经史之文，讲求乎性命之本，此惟一二读书之士能之，未可执颛愚顽梗者而强之也。良知者，良心之谓也。虽愚不肖不能读书之人，有以感化之，无不动者。”焦循认为，王阳明心学由于直接触及每个个体的道德感受，门槛相对较低，能够为一般人所能理解，故而较之朱子学，就更具有公共性和广泛性。王阳明的讲学事业，是心学从一种个人感悟变成公共思想的重要环节，对于当时士人的思想乃至中晚明后期社会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4)、佛教传入中国后，不与佛教结缘的中国士大夫，恐怕是极少数。唐宋八大家中的韩愈，坚决反对佛教。但最后，韩愈与大巅和尚往来甚密。也就是说，儒家精英，多多少少都会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

(5)、王阳明的“良知”，并不是我们平常所说的“闻见之知”，而是“德性之知”，那么“闻见之知”是否可以统摄“德性之知”呢？这是我们了解王阳明哲学的一大疑问。

(6)、 心之本体原自不动，心之本体即是性，性即是理，性元不动，理元不动，集义是复其心之本体(《传习录》上，《全书》第45页)。

(7)、他说的良知不是针对某个阶层说的，这就肯定了人类生存的意义，并且肯定了人主观能动性的意义，并且正是阳明这种向内寻找的思路，肯定了我们作为个人存在于集体中的意义。所以他的哲学是关注存在状态中具体的每个个人的哲学(内圣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