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选韩非子的思想有何影响108句

韩非子的思想主张对后世的影响

1、韩非子的思想主张对现在有什么影响

(1)、  又据之而谓：“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名之曰‘幽’、‘厉’，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同上《离娄上》)所以，他要求统治者实行“仁政”：经济上，不仅要“薄税敛”，而且更要通过“正经界”、“行井田”等制民“恒产”，使百姓有“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的经济能力；政治上，既要“省刑罚”，更应注重民意，凡国之大政能否施行均要以民心民意为准的；文教上，君主要“与民同乐”，设校教民，提高广大民众的精神生活水平。其以“性善”论为基础的心性之学。孔子虽有“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之言，但他并未详尽讨论过心性问题，故而“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同上《公冶长》)孟子则始揭“性善”论旨，大倡其“心”说，真正开启了儒家心性论的先河。他说：

(2)、由于借鉴了先秦诸子各流派的思想精髓，又整合了法家内部的不同思想，韩非子的思想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法家理论体系，而这一理论体系的产生对推动当时的时代进步尤其是军事方面的进步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军事实践领域，韩非子的思想体系为秦统一六国提供了理论指导，在军事理论领域，韩非子的思想体系对当时的很多军事著作如《尉缭子》等产生了很大影响。秦国经历了商鞅变法之后，一直遵循法家思想，整顿户籍，奖励军功，重农抑商，相对于没有变法或变法不彻底的其他六国，在治国和治军方面显得更有效率，秦国的国力也由起初在战国七雄中相对较弱变成最强，充分体现了韩非子“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的思想。而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更是将韩非子的政治理想发挥到了极致，而统一过程中韩非子“法、术、势”相结合的运用无疑赋予了秦国军队更高的作战效率。这一点在当时秦国著名军事家、将领尉缭子的著作中便有所体现：《尉缭子●制谈第三》中“凡兵，制必先定”、“制先定则士不乱”体现了“势”的作用，《尉缭子●重刑令第十三》中：“刑重则内畏，内畏则外坚矣”体现了“法”的约束，《尉缭子●攻权第五》中“爱在下顺，威在上立。爱故不威故不犯。故善将者，爱与威而已”、“信在期前，事在未兆”则体现了“术”的运用。

(3)、韩非子的法治思想适应了中国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需要，在中国封建中央集权制度的确立过程中起了一定的理论指导作用。

(4)、转眼之间。我已在法院工作了一年，对法律有了更深的认识。同时，也渐渐地喜欢上读相关法律著作的书籍，其中法家经典著作《韩非子》，让我获益匪浅。

(5)、法家不同于纵横家，在于有着完整的思想体系；而法家又不同于道、儒、墨三家，在于法家代表人物积极投身于政治活动，准确说就是变法图强，因此法家在当时就不仅仅是一种学说，更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运动，这也就决定了在先秦的诸子百家中，法家对当时的社会进步和时代变迁发挥了最积极重要的作用。事实上，由于春秋早期的管仲时期法家思想的萌芽已经产生，因此整个春秋战国时期的治国理念或多或少都已受到法家思想的影响。同时，由于春秋战国时期文武分职并未完全定型，作为贵族阶层的卿、大夫还没有太明确的分工，常常是平时管理政事，战时带兵打仗；并且由于战争频繁，使得军事成为当时治国的第一要务，因此在这一时期，治国和治军之间并没有形成十分明显的区分，而治军理念也同样深受法家思想的影响。产生于这一时期的著名兵书经典《孙子兵法》开篇就写到：“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其中“法令孰行”、“赏罚孰明”都体现了军队法治的思想。在当时，以“周礼”为核心的旧秩序逐渐瓦解，而法家思想所倡导的新秩序正在形成，体现在当时的治军理念中就是“礼”与“法”相结合的思想，例如《司马法》中提到：“礼与法，表里也；文与武，左右也”，法家代表人物吴起在《吴子》中强调法令明，赏罚信的同时，也提出：“制国治军，必教之以礼，励之以义”。通过“律”和“法”来治军，除了体现在这一时期的治军理论中之外，也贯穿在军事家们的治军实践当中：兵家是诸子百家中将实现军事目的当作第一目标的思想流派，代表人物孙武在练兵时，仅因一次军训成绩不理想，就凭“已明而不知罪者，吏士之罪也”将两名宫女斩首的做法，虽然有失草菅人命；春秋末期著名军事家司马穰苴因“军法期而后至者云何”将监军庄贾斩首更难免有借“执法”清除异己之嫌疑，但是，在当时“礼崩乐坏”、人心散乱的时代背景下，由于旧秩序“礼”的缺失，这些看似偏激的做法恰恰对于建立新秩序“法”的威信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6)、韩非主张社会历史进化论，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当代必然胜过古代；人们应该按照现实需要进行改革，不必遵循古代的传统。韩非子用进化的历史观点分析了人类历史。他把人类历史分为上古、中古、近古，当今几个阶段，进而说明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那种想用老一套办法去治理当世之民的人都是“守株”之徒。

(7)、《显学》，批判儒家与墨家，阐扬法治，该篇是韩非对法治思想的代表作，亦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重要史料来源。

(8)、在历史观点方面，他持进化观点，主张变革，反对复古，认为“世异则事异”,“事异而备变”，“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五蠹》)。他认为历史是发展的，不同时代应当有不同的治世措施，尧、舜、汤、文、武那些东西都过时了，不能墨守古圣先王的东西。基于此，他提出了所谓“新圣”，即他理想中的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要求人们“法后王”。

(9)、七是提倡中央集权。韩非子提出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法家实践理论，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国家的大权，要集中在君主一人手里，君主必须有权有势，才能治理天下，“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为此，君主应该使用各种手段清除世袭的奴隶主贵族，“散其d”、“夺其辅”；同时，选拔一批经过实践锻炼的封建官吏来取代他们，“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韩非子还主张改革和实行法治，要求“废先王之教”，“以法为教”。他强调制定了“法”，就要严格执行，任何人也不能例外，做到“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他还认为只有实行严刑重罚，人民才会顺从，社会才能安定，封建统治才能巩固。

(10)、韩非子的政治思想为中国封建统一事业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提出对立统一的矛盾论问题的哲学家，他的哲学思想包含了相互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开拓了人们的思路。韩非不愧为中国历史上的一大思想家。

(11)、韩非子的法治思想适应了中国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需要，在中国封建中央集权制度的确立过程中起了一定的理论指导作用。

(12)、史载秦王嬴政初见韩非之文后曾感叹说：“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然而，当韩非真正到了秦国之后，还没有施展其抱负，就被秦王鸩杀于狱中。但是，韩非死后，时人竞相研究其著作《韩非子》，秦王和他的宰相李斯亦是在韩非的思想指引下，完成统一六国的帝业，成为千古一帝秦始皇。

(13)、韩非子是战国时期韩国的贵族，据说韩非子有口吃，但是他的文章相当出众。与李斯师出同门，同样都是荀子的学生，韩非子虽然是荀子的学生，但是他的思想主张和荀子截然不同，韩非子目睹战国时期韩国的种种弊端，他主张以“法”、“术”、“势”三者结合来治理国家。

(14)、能够战胜自己的人才是强者，能够认清自己的人才是明智的。因为韩非从小时候开始说话结巴，所以他不善于表达，更不善于和别人争辩，但能够自知自身存在的不足，弥补自己说话方面没有口才的不足，把思想寄托在笔尖上，著书传世。他能够自知不足之处，这可以说是他的智慧之处。韩非最初在韩国，他想为自己的国家做出贡献，曾多次进谏韩国的君王，但每次君王都忽视他的谏言，无法得到重视。他知道自己的处境，但却战胜了私人情感的欲望，放弃了自己的家乡，来到了秦国，为秦国提供法家思想，成就了伟大的思想家。这就是韩非能够战胜自己的欲望，体现内心强大的之处。当下，无论对于我们人生，还是国家，都有很大的参考价值，能够知明、知强，才能收获成功，国家才能久盛不衰。

(15)、《韩非子》是战国时期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的著作总集，是韩非死后，后人辑集而成的。《韩非子》是法家学派的代表著作，共二十卷。

(16)、  “思孟之儒”指的是子思和孟子。子思曾受业于曾参，以“昭明圣祖之德”为已任。他撰《中庸》，阐述、发挥孔子的“中庸”观，完善、深化了孔子的伦理思想，故被后世称为“述圣”。孟子曾“受业子思之门人”(《史记·孟荀列传》)，“治儒术之道，通‘五经’，尤长于《诗》、《书》”，学成后“以儒道游于诸侯”。(赵歧：《孟子题辞》)然其学终未能行于世。晚年，他“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记·孟荀列传》)孟子一生以“学孔子”为志，积极致力宣传和发挥孔子的学说思想，对儒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故被后人尊奉为仅次于孔子的“亚圣”，而孔孟之通也就成为了作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核心的儒学的代称。

(17)、韩非子的文章构思精巧，描写大胆，语言幽默，于平实中见奇妙，具有耐人寻味、警策世人的艺术风格。

(18)、在文学思想方面，韩非的文章在先秦诸子散文中独树一帜，思想深刻，逻辑严密，文笔坦诚直率。韩非的文学观是重功利而轻文采的，为了使文学为其“法治”服务，他提出“好质恶饰”的文学观，主张宁可“取情去貌”，也决不“以文害用”。但《韩非子》一书在写作方却独具特色，其文不事雕琢而以犀利峭刻著称，文中发言直率，毫不掩饰，论述问题条分缕析，逻辑严密，气势逼人。《五蠹》《说难》等文是其代表作。韩非尤擅驳论文，常在文中假设各种不同意见，自问自答，一一加以剖析辩驳，以证明对方之悖谬，又常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法，抓住对方破绽，使论敌进退失据。此类文章以《难一》至《难四》《六反》《八说》等篇最突出。他善于运用寓言说理，其寓言多取材于现实生活和历史故事，简洁凝练，辛辣深刻。在《说林》《内储说》《外储说》等篇中，分类辑录了大量寓言，如“郢书燕说”、“守株待兔”等。它是先秦诸子中运用寓言最多的著作，表现出古代寓言由说理文中的论证手段，向独立成篇发展的趋势。此外，《解老》篇是对《老子》一书的阐释，文中同样体现了韩非的法家思想，其形式对后世解经文字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19)、  孟子是战国中叶的儒学宗师。他对儒学的发展有卓越的贡献，宋儒施德探曾对此予以评析，称：“孟子肖大功四：道性善，一也；明浩然之气，二也；辟杨、墨，三也；黜五霸而尊三王，四也。是四者，发孔氏之所未谈，述《六经》之所不载，遇邪说于横流，启人心于方惑。则余之所谓卓然建明者，此其尤盛者乎？”(《孟子发题》，见《宋元学案》卷四十。)不过，若以最具特色、且对后世影响深巨者而论，孟子思想中尤为值得注意的乃是下列二端：其以“民本”主义为特质的“仁政”学说。孟子力倡“民本”，说：

(20)、韩非子还善于用大量浅显的寓言故事和丰富的历史知识作为论证资料，说明抽象的道理，形象化地体现他的法家思想和他对社会人生的深刻认识。在他文章中出现的很多寓言故事，因其丰富的内涵，生动的故事，成为脍炙人口的成语典故，至今为人们广泛运用了。

2、韩非子的思想有何影响

(1)、这个讲的是国家存亡的道理，一些比较积弱的国家应该如何求生存。

(2)、对于臣下，他认为要去“五蠹”，防“八奸”。(《韩非子·八奸》《韩非子·五蠹》)所谓五蠹，就是指：学者(指儒家)；言谈者(指纵横家)；带剑者(指游侠)；患御者(指依附贵族并且逃避兵役的人)；商工之民。他认为这些人会扰乱法制，是无益于耕战的“邦之虫”，必须铲除。所谓“八奸”，就是指：1“同床”，指君主妻妾；2“在旁”，指俳优、侏儒等君主亲信侍从；3“父兄”，指君主的叔侄兄弟；4“养殃”，指有意讨好君主的人；5“民萌”，指私自散发公财取悦民众的臣下；6“流行”，指搜寻说客辩士收买人心，制造舆论的臣下；7“威强”，指豢养亡命之徒，带剑门客炫耀自己威风的臣下；8“四方”，指用国库财力结交大国培养个人势力的臣下。这些人都有良好的条件威胁国家安危，要像防贼一样防备他们。

(3)、   大明湖百花洲，是济南真正意义上的泉水人家，这一片区，是大济南“圣山圣水圣贤”文化的灵魂所在。以大明湖正门为基点，左边100米是泰山老奶奶殿宇，右边100米是孔子为代表的圣贤文庙，后边是大明湖、小清河、黄河、华山，前边珍珠泉大院是历代的政治中心所在——巡抚衙门，再往前就是舜耕历山之地千佛山，另外还有道家万寿宫，佛教崇门寺，百年老教堂，曲水亭街，后宅门街，芙蓉街，将军庙，关帝庙以及名人故居等等……星罗棋布，遍布老城，处处都是泉水文化的结晶和精华体现。

(4)、韩非的这些主张，反映了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采取的许多政治措施，就是韩非理论的应用和发展。

(5)、  正是孔子才真正把儒术变为儒学，并据之创立起儒家学派。

(6)、韩非子另主张‘‘名实相符’’，认为君主应根据臣民的言论与实绩是否相符来决定功过赏罚。

(7)、韩非子的进化历史观在当时是进步的。他看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并用这种发展的观点去分析人类社会。

(8)、  在孔子时代，国民政治观念在诸子中普遍存在。所谓国民政治，简单地说就是打破贵族政治垄断。当时，春秋诸侯国的内政由许多大家族垄断。而国民政治思想反对垄断，主张刑无等级，法无贵贱，黜陟开放。孔子顺应了这种趋势，主张用人应该更器重“先进于礼乐”的“野人”。他的弟子中，绝大多数都是穷困潦倒的下层人子弟。需要注意的是，孔子的角度不同于别人。他培养和鼓励下层弟子发奋好学，苦心修养，乐以忘忧，而不像法墨两家那样指责人主不慧、环境不公，把升迁的希望多寄托在他人身上。在孔子的鼓励下，子路敢称治“千乘之国”;冉求称能治“方六如五六十”的小国;公西赤虽自谦，不敢称为一国之宰，但也给自己安了个为祭祖礼仪做赞礼的重要角色。子贡凭“货殖”本事游走列国，声望不下诸侯。孔子以这种国民政治意识传及后世，无数平民书生自我砥砺，不惧权贵、敢斗恶势力，以天下为己任。所以说，孔子所追求的不仅仅是等级开放，更要求知识分子们主动承担起改造世界的责任。 

(9)、六是辩证之法。韩非子的思想中有不少辩证法的因素。看到事物不断地变化着，指出“定理有存亡，有生死，有盛衰”、“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盛而后衰者，不可为常”。他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矛盾论”的概念。

(10)、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说过：法律就是秩序，有好的法律才有好的秩序。纵览古今中外的国运兴衰，历史的哲理告诉我们“道私者乱，道法者治”，治乱兴衰之道，主要在于法纪的推行，是否严明法纪，严格杜绝因私违纪枉法。以个人为道就会混乱，以法律为道就会秩序井然，太平无事。“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法律就是让每一个部件有序运转的润滑油。国家的法律越是明细权威，社会的情况也就越容易得到控制。韩非的这个思想主张，告诉我们无论什么时代环境，执政者应该摒弃私自特权的心理，只有放下私心做事，依照国家的法律理政，韩非在其著作《韩非子.有度》中这样写道：“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体现出他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国家制定了“法”，就要公正执行，任何人都要平等，树立法的权威性。有这样的一句话“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也正如当下的“信仰法治是对良法善治的尊崇不违。”目前，我们国家正处实现中国梦的重要时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需要我们d员干部全力以赴，用无私的双脚为人民踏出生活的幸福梦。领导干部们严于律已、放弃私欲，凡事都按照法纪办事，做法律的拥护者、捍卫者，为法治中国的明天画上美好愿景。

(11)、改革图治，变法图强，是韩非思想中的一大重要内容。韩非用进化的历史观点分析了人类历史，他看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并用这种发展的观点去分析人类社会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对于当前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12)、撇开韩非子“主利在有能而任官，臣利在无能而得事”、“群臣皆有阳虎之心”等认为人性极端自私的偏激观点，以及“遗诏诡使”、“心藏不露”等帝王权谋之术不谈，单就“术”的层面“循名责实”、“明说以诱避过”、“明察照群臣”等积极思想，对与我国传统的治军理念和治军实践还是发挥了积极作用的。我国历代军事家善于运用“术”来驾驭下属的著述和事例很多，这里仅以戚继光治军为例。戚继光是明代著名军事家、抗倭将领，他在著作《纪效新书》中写道：“割取亡兵的死头，杀被掳的男子，污被掳的妇人，甚至妄杀平民假充贼级，天理不容，王法不宥者，有犯，决以军法从事抵命。此谆谆真正化诲，你若不听，军法无情，慎之慎之。”对于当时割取无辜百姓人头冒领战功的恶行，戚继光不仅“循名责实”，并且明察秋毫，还通过晓之以情，喻之以理，“明说以诱避过”，正当地使用“术”，在制止士卒犯罪，整治军队纪律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13)、韩非子的思想，多见于《韩非子》一书。现存五十五篇，十余万言，大部分为韩非自己的作品。书中重点宣扬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达到了先秦法家理论的最高峰，为秦统一六国提供了理论武器，同时，也为以后的封建专制制度提供了理论根据。《韩非子》在体裁上，有论说体、辩难体、问答体、经传体、故事体、解注体、上书体七种。辩难体与经传体为韩非首创。其中以下列五篇最能代表其思想：

(14)、韩非子继承和总结了战国时期法家的思想和实践，提出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法家实践理论。他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物权》)，国家的大权，要集中在君主(“圣人”)一人手里，君主必须有权有势，才能治理天下，“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韩非子·人主》)。为此，君主应该使用各种手段清除世袭的奴隶主贵族，“散其d”“夺其辅”(《韩非子·主道》)；同时，选拔一批经过实践锻炼的封建官吏来取代他们，“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韩非子·显学》)。韩非子还主张改革和实行法治，要求“废先王之教”(《韩非子·问田》)，“以法为教”(《韩非子·五蠹》)。他强调制定了“法”，就要严格执行，任何人也不能例外，做到“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有度》)。他还认为只有实行严刑重罚，人民才会顺从，社会才能安定，封建统治才能巩固。韩非的这些主张，反映了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为结束诸侯割据，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提供了理论依据。

(15)、以法为教：韩非主张以法为教，意思就是除了制订法律以外，还必须要宣传法律，普及法律知识。

(16)、  如果说汉唐诸儒“泥于训诂，多不精义理”(《黄氏日钞》卷八十三)，“思孟之儒”对他们并无多大影响，那末，自唐代韩愈以来的儒者则从“道统”立场确认子思、孟子的历史地位，“思孟之儒”才真正引起学皆们的普遍关注。宋明道学诸儒更竭力表彰《中庸》、《孟子》，将它们与《论语》、《大学》並称为“四书”，使之凌驾乎《诗》、《书》、《礼》、《易》、《春秋》“五经”之上。他们积极推阐“思孟之儒”的心性学，遂将儒学推向新的发展阶段。至于孟子以“民本”主义为特质的“仁政”思想，迭经千数百年的历史发展，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重要传统，对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均有深远影响。迨至晚明清初到清末民初，从早期启蒙者到近代启蒙者，进步思想们多藉孟子之论以倡反对君主专制主义的民主思想，还以孟子“民本”论为媒介来理解、接纳、消化近代西方的民主思想。

(17)、韩非子作为战国末期的大思想家，不仅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同时在他的著作中，也吸收了当时各家各派的学说思想。在《韩非子●主道》篇中，就论述了“道者，万物之始、是非之纪也。”体现了道家认为“道”是事物的根本且无形又无处不在的思想；又指出：“是故去智而有明，去贤而有功，去勇而有强”，“明君无为于上，群臣悚惧于下”，反应了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韩非子师从荀子，而荀子虽属儒家，但是在人性观方面却不同于孟子的性善说。而是认为人性本恶，因此荀子和孟子在儒家中分属“孟氏之儒”和“孙氏之儒”两派。韩非子则继承了“孙氏之儒”的“性恶论”，认为人人都有“利欲之心”，追求名利是人的本性。在诸子百家当中，名家是一个与法家对立的思想流派，以辩论“名实”即概念和指称的事物之间关系为中心，以善于辩论而闻名，常常借着辩论“刑(形)名”的关系来反驳法家思想，代表人物有公孙龙、惠施、尹文等。而韩非子虽是法家的集大成者，却也在著作中多次借用“名实”的说法，如《韩非子●定法》中提到：“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韩非子●功名》中提到：“名实相持而成，形影相应而立”，《韩非子●奸劫弑臣》中提到：“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这里应当注意的是，韩非子在这里并非是对道家、儒家还有名家思想的继承和发扬，而是借用上述各家的观点来论证实施法家思想的必要性。为了实现君主“无为而治”的“道”，而同时又面临着群臣和百姓的“性本恶”，那么就需要明确“名”“实”相符，通过“奉公法，废私术”、“奉法者强”来实现“国富兵强”的“明君之道”，归根到底就是要运用“法”来治理国家和军队(在当时治国和治军的界限并不像后是那样明确)。因此，不同于道家重视对“道”本身的追求，韩非子更重视“无为而治”的“治”的效果；与荀子主张恢复用“礼”来约束人性所不同，韩非子主张通过确立并严格执行“法”来惩恶扬善；原本属于名家思想的“刑(形)名”之说，经过韩非子的论述被赋予了法家色彩，而至于在后来竟成为传统文化中的一个法学概念。此外，诸子中的其他各家对韩非子思想的形成也有着影响，并且在他的著作中也有所体现，不再赘述。

(18)、韩非子的文章构思精巧，描写大胆，语言幽默，于平实中见奇妙，具有耐人寻味、警策世人的艺术风格。韩非著书之余时常登临的孤愤台尤存，位临棠溪岸边，原是一处高地，松柏银杏苍苍。之后，孤愤台渐渐之低小，乡民们平素叫“孤坟摊儿”，考古和被盗均未发现萌基，专家考证应为“孤愤”台，正好符合韩非“驱车劝谏韩王不用”而闭门著书的历史事实。

(19)、司马迁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指出：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事非”，“皆原于道德之意”。说明韩非思想源于道家，但以老子朴素的唯物主义道论与辩证法为他的“法、术、势”相结合的“君人南面之术”寻求哲学基础，而且开拓了道家的形下之道。在《韩非子》一书中，大部分内容所阐述的都是“道可道，谓经术政教之道也”。韩非以“法、术、势”皆源自对道家的政治解释，使道家的“无为”内涵从形而上落实到形而下，更加关注具体的政治与人生。

(20)、韩非子的“势”指的是权势，运用在治军当中就是兵权。按照韩非子的观点，“势”应当操之于国君之手，如《韩非子●八经》中提到：“君持柄以处势，故令行禁止。柄者，杀生之治也；势者，胜众之资也”。运用在治军的兵权当中，有些情况就显得比较复杂。兵权实际上包括两个概念，即军队的领导权和指挥权，在古代，军队的领导权当然属于帝王；而指挥权却常常属于统兵的将帅。由于战争形势瞬息万变，因此将帅在领兵征战时，要有足够的权威及时做出决断，并且不受帝王的干预，“君命有所不受”。这就需要帝王有足够的胸襟和对将帅的信任，同时也需要将帅有足够的担当。汉代周亚夫驻守细柳营，“军中闻将军令，不闻天子之诏”，不但没有受到责罚，反而受到汉文帝的提拔和重用便传为历史佳话。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在尔虞我诈的封建时代，常常有野心勃勃的将领借“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而拥兵自重，甚至进而割据纷争，形成地方军阀势力；而过于强势的帝王又往往将兵权完全收归己有，甚至杀戮功臣，严重削弱了国家的军事实力。因此，在我国传统治军理念中，如何平衡“势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完善的解决。

3、韩非子的思想主张对后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1)、韩非子之学出于荀子，而成为法家，又归本于道家。其最高理想为“君无为，法无不为”，认为法行而君不必忧；臣不必劳，民但而守法，上下无为而天下治。但其学说过于尊君，为后世所诟病。

(2)、韩非的这些思想主张对秦国的影响：当时的新兴封建地主阶级迫切要求，即结束诸侯割据，建立统一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而韩非的这些思想主张刚好为他们提供了理论依据。秦始皇一统中国后，将韩非为代表的法家思想确立为治国思想，但秦朝刑法严酷，无异于助纣为虐，秦国最终灭亡。

(3)、  这就不仅肯定了人的本性是善良的，而且更把这善良的本性视为人与非人的分水岭。所以，孟子主张人应该充分认识自身所具有的善良本性，并尽力扩而充之，以不断完善提高自己的道德境界。他说：“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义也。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

(4)、韩非子反对政治治理的原则建构在私人情感联系与当代社会道德水平的提升上，主张将人的自利本性作为社会秩序建立的前提，强调君主统制权视为一切事物的决策核心，君权是神圣不可侵犯，君主应当运用苛刑峻法重赏来御臣治民，以建立一个君主集权的封建国家。

(5)、三是以法为教。韩非子认为，国家有治，除了制定法律以外，还必须宣传法律，普及法律知识，遵守法律，运用法律，使整个社会形成“知法、懂法、守法”的良好风气。四是提倡改革图强。韩非继承商鞅“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思想传统，提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观点，主张“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韩非主张社会历史进化论，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当代必然胜过古代；人们应该按照现实需要进行改革，不必遵循古代的传统。韩非子把人类历史分为上古、中古、近古、当今几个阶段，进而说明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那种想用老一套办法去治理当世之民的人都是“守株”之徒。

(6)、司马迁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指出：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事非”，“皆原于道德之意”。说明韩非思想源于道家，以老子的朴素的唯物主义道论与辩证法为他的“法、术、势”相结合的“君人南面之术”寻求哲学基础，而且开拓了道家的形下之道。在《韩非子》一书中，无论是《解老》、《喻老》，还是《主道》、《扬权》、《外储说右下》、《八经·主道》、《南面》等，所阐述的都是“道可道，谓经术政教之道也(《本道》)。韩非以“法、术、势”皆源自对道家的政治解释，使道家的“无为”内涵从形而上滑落到形而下，关注政治与人生。韩非在《解老》、《喻老》、《主道》、《扬权》诸篇中，都吸取了道家的思想。韩非思想的根源来自于老子以及《郑长者》。

(7)、韩非被韩王派遣出使秦国，于是文采斐然的韩非为秦王嬴政所赏识而倍受重用。由于李斯提出灭六国一统天下的通天大计，而首要目标就是韩国，但作为韩国公子的韩非与李斯政见相左(韩非主张存韩灭赵)，妨碍秦国统一大计，廷尉将其投入监狱，最后逼其自杀。

(8)、孔子的国民政治思想以保护人为基点，首先关注人的生命与生存。“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孔子十分同情百姓，反对统治者的横征暴敛。季康子患盗，孔子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在对待民众的态度上，法家以待狗马禽兽之心态引导民众的物质欲望为君所用，孔子则敬民如神，“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强调“教之”。更需注意的是，在关心人的生命和生存的基础上，孔子进一步强调人的尊严，关注人格的培育，提出“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他主张“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由上可见，仅仅打破等级封闭，还不能作为政治上进步与落后的最后标准，还要看怎样打破，是在人的价值的肯定与提高中打破，还是以退化与落后为代价打破。孔子的思想属于前者，所以孔子的国民政治思想层次更高一畴。 

(9)、韩非子的认识论继承了先秦哲学中的唯物主义的思想传统。他提出的反对“前识”和“因参验而审言辞”的观点，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韩非子反对“前识”的观点。所谓“前识”，就是先验论。韩非主张“虚以静后”，通过观察事物得到认识而非妄加揣测。韩非子提出了“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奸劫弑君》)的着名论题。“参”就是比较研究，“验”就是用行动来检验，就是实践。韩非认为，不经过实践(参验)而硬说是如何如何，是无知的表现；不能确定的东西而照着去做，是自欺欺人。因此他主张“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显学》)。

(10)、严刑治罪，为了使人民顺从，社会安定，国家长治久安，韩非认为必须实行严刑重罚。减轻徭役和赋税，韩非子认为严重的徭役和赋税会让臣下强大起来，不利于君王统治。

(11)、2“在旁”，指俳优、侏儒等君主亲信侍从；3“父兄”，指君主的叔侄兄弟；4“养殃”，指有意讨好君主的人；5“民萌”，指私自散发公财取悦民众的臣下；6“流行”，指搜寻说客辩士收买人心，制造舆论的臣下；7“威强”，指豢养亡命之徒，带剑门客炫耀自己威风的臣下；8“四方”，指用国库财力结交大国培养个人势力的臣下。这些人都有良好的条件威胁国家安危，要像防贼一样防备他们。

(12)、韩非子虽然是荀子的弟子，思想主张却与荀子大相径庭，他没有承袭荀子的儒道思想，却爱好“刑名法术”之学，试图建立一套由“道”、“法”相续的政治学说。韩非总结法家三位代表人物商鞅、申不害、慎到的思想，主张君王应该用“法”、“术”、“势”三者互相补充以治理国家，从而成为博采法家众长的集大成者。

(13)、  而仁不可胜用也；人能充无穿踰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人能充无受尔汝之实，无所往而不为义也。”(同上《尽心下》)又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同上《尽心上》)孟子这种以“不性善”论为基础的心性观念，是对人的本质认识的深化。它基本完成了中国哲学史上从被宗教形式扭曲的自然到人的第一次转折。这在人类思想文化史上无疑是有深远意义的。

(14)、韩非子的文章说理精密，文锋犀利，议论透辟，推证事理，切中要害。比如《亡征》一篇，分析国家可亡之道达47条之多，实属罕见。《难言》、《说难》二篇，无微不至地揣摩所说者的心理，以及如何趋避投合，周密细致，无以复加。 

(15)、为此，君主应该使用各种手段清除世袭的奴隶主贵族，“散其d”“夺其辅”(《韩非子·主道》)；同时，选拔一批经过实践锻炼的封建官吏来取代他们，“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韩非子·显学》)。韩非子还主张改革和实行法治，要求“废先王之教”(《韩非子·问田》)，“以法为教”(《韩非子·五蠹》)。他强调制定了“法”，就要严格执行，任何人也不能例外，做到“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有度》)。

(16)、  相传孔子有弟子三千，其中有贤人七十二。孔子去世后，其弟子及其再传弟子把孔子及其所有弟子的言行语录和思想记录下来，整理编成儒家经典《论语》。孔子在古代被尊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是当时社会上的最博学者之被后世统治者尊为孔圣人、至圣、至圣先师、大成至圣文宣王先师、万世师表。其儒家思想对中国和世界都有深远的影响，孔子被列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孔子被尊为儒教始祖，随着孔子影响力的扩大，孔子祭祀也一度成为和上帝、国家的祖先同等级别的“大祀”。这种殊荣除老子外万古唯有孔子而已。

(17)、韩非子虽然是荀子的弟子，思想主张却与荀子大大相反，他没有承袭荀子的儒家思想，却爱好“刑名法术”之学，且归本于‘黄老之学’，一套由‘道’、‘法’共同完善的政治统治理论。韩非总结法家三位代表人物商鞅、申不害、慎到的思想，主张君王应该用‘法’、‘术’、‘势’三者结合起来治理国家，此为法家之博采众长之集大成者。

(18)、法不阿贵：韩非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法不阿贵”的思想，主张“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这是对中国法治思想的重大贡献，对于清除贵族特权、维护法律尊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韩非子早年经历：韩非出身韩国宗室，约公元前280年出生于战国末期韩国的都城新郑。当时六国战乱纷飞，为了躲避战乱，韩非一家只好逃到了驻马店的一个村落中。作为王族子弟的韩非从小立志要干一番大事业，振兴家族，富强韩国，因此，小小年纪就单独一人周游列国，一路上努力的学习各家的思想。

(20)、中国人惯于尊重过去经验，这个传统思维方式对中国哲学有巨大的影响。从孔子的时代起，多数哲学家都要找古代的权威来支持自己的学说。孔子喜欢援引的古代权威是西周的文王、周公。墨子与儒家辩论时，援引比文王、周公更古老的夏禹。孟子为能凌驾墨家之上，往往援引尧舜，因为他们是传说中比夏禹更早的圣王。最后，道家为胜过儒家和墨家，又请出伏羲、神农，据说他们比尧舜还要早几百年。而法家的主张与他们完全不同，法家坚持历史进化论，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进步的，这在诸子百家中难能可贵。

4、韩非子的思想主张在当时的积极作用

(1)、韩非子之学成为法家，又归本于道家。其最高理想为“君无为，法无不为”，认为法行而君不必忧；臣不必劳，民但而守法，上下无为而天下治。但其学说过于尊君，为后世所诟病。

(2)、韩非子在其《韩非子》里面有《解老》与《喻老》两篇，直述自己思想源自于老子，故后世称之为道法家，意味从道家里面延伸出来的新法家思想。从思想上说，韩非子是法家的集大成者；从政治上说，商鞅是法家最杰出的人物。商鞅以其思想和行动，创造了一个国家的富强，奠定了天下统一的基础，开创了一个新时代。法家这两个巅峰人物，都从老子那里得到了丰富的营养。

(3)、编辑： 杜冬雪 付佳佳 张向东 李春生  张子夏 何德能唐坤 徐伟 首林峰 翟文杨帆 黄凯丽  丁铁珍刘鹏宇 杜静国 黄赛瑜李景艳 朴龙 卢旨明 王潇 高红彪 庄伟伟 南博 李英丽 张平 张向东张哲 张四林张哲 张庆丰 张建宁张志强 张志聪 张斌 张新凯 张明 张春霞 张晓侠  张晖 张江峰 张爱国 张玉峰 张琴秀柳军飞 韩婷婷韩庆云 韩娟 韩敏 韩玉娟 唐坤

(4)、  颜回手人并没有留下多少值得称道的思想，但他的人格精神深深吸引着后儒。“颜回”，作为一种象征符号，在中国儒学史上有着经久不衰的影响。宋明时期，由周敦颐、二程发端，学术思想界还出现过一个盛行数百年之久的“学颜子”的运动。它不仅与道学思潮相始终，而且成为道学思潮的主要内容之从一个侧面体现了那个时期的时代精神。

(5)、当时，在中国思想界以儒家、墨家为显学，崇尚“法先王”和“复古”，韩非子的观点是反对复古，主张因时制宜。韩非子根据当时的形势情况，主张法治，提出重赏、重罚、重农、重战四个政策。韩非子提倡君权神授，自秦以后，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治国理念都颇受韩非子学说的影响。

(6)、韩非子文学特点：韩非子的文章说理精密，文笔犀利，议论透辟，推证事理，切中要害。韩非子的文章构思精巧，描写大胆，语言幽默，于平实中见奇妙，具有耐人寻味、警策世人的艺术效果。

(7)、因为韩非子受到了秦始皇的爱戴。引起了李斯的警觉，怕韩非子超过自己，你是设计陷害，最终让韩非子服毒自尽。韩非子英年早逝，死在自己同学之手。

(8)、韩非子的政治思想为中国封建统一事业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提出对立统一的矛盾论问题的哲学家，他的哲学思想包含了相互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开拓了人们的思路。韩非不愧为中国历史上的一大思想家。

(9)、 孔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子姓，孔氏，名丘，字仲尼，祖籍宋国栗邑(今河南省商丘市夏邑县)，生于春秋时期鲁国陬邑(今山东省曲阜市)。中国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与弟子周游列国十四年，晚年修订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

(10)、  “颜氏之儒”指的是颜回。颜回是位英年早逝的卓越儒者。他先孔子而亡，将他列入孔子殁后的儒门八派之中似乎不妥，但他不仅在先秦，而且在整个中国思想文化史上都享有盛名。颜回虽无事功见称于世，学理上亦无甚创获，但他好学慕道，一心向上，以全副身心体悟孔子思想，并将之作为自己思想和行为的准则。他对孔子的人格精神和学问、思想充满着由衷的敬仰之情，尝“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未由也已。’”(《论语·子罕》)他更好学、自省、力行，不断完善、提高自己，从而逐渐达到孔子所提倡的“仁”德之境。在孔门群弟子中，孔子独对颜回赞誉有加，如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同上《雍也》)屡赞其“好学”上进，“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中庸》)“吾见其进，未见其止。”(《论语·子罕》)故不仅说：“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同上《雍也》)而且还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同上《述而》)正因如此，后人遂十分看重颜回。汉高祖十三年(公元前195年)以颜回配享孔子，祀以太牢，三国魏正始二年(241年)将此举定为制度，这使颜回由穷居陋巷的一介布衣寒儒跃入廟堂。唐开元二十七年，诏湓孔子为文宣王，而以颜回为亚圣、赠兖国公。金章帝明昌年间，在曲埠诏建兖国公颜子庙。直至元至顺元年(1330年)，文宗以孟子为“亚圣”而改封颜回为兖国“复圣”公，颜回的地位才屈居孟子之下。但元及其后历代，孔门其他弟子及历代从祀贤儒的配享座次时有升黜，甚至连孟子也曾一度险些失去配享从祀资格，吃不成孔庙的冷猪肉，而唯有颜回“复圣”地位从未有稍许变易，爵秩特优而不废。其“圣誉”之隆，于此可见一班。

(11)、韩非子的认识论继承了先秦哲学中的唯物主义的思想传统。他提出的反对“前识”和“因参验而审言辞”的观点，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韩非子反对“前识”的观点。所谓“前识”，就是先验论。韩非主张“虚以静后”，通过观察事物得到认识而非妄加揣测。韩非子提出了“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奸劫弑君》)的著名论题。“参”就是比较研究，“验”就是用行动来检验，就是实践。韩非认为，不经过实践(参验)而硬说是如何如何，是无知的表现；不能确定的东西而照着去做，是自欺欺人。因此他主张“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显学》)。

(12)、韩非子出生的年代，是战国末期，而在此之前，中原大地上已经经历了漫长的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既是中国历史上战火纷飞的大动荡、大混乱时期，同时也是中国思想史上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最活跃时期。随着周平王东迁，作为中央政权的周朝王室影响力不断下降，而以强势诸侯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他们当中先后产生过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不断的争霸战、兼并战使得原有宗法制的秩序被彻底打破。与此同时，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旧有的生产关系已经无法适应时代的要求。为了适应社会的急剧变化，解决现实中的问题，很多知识分子提出了不同的主张，形成了各种不同的思想流派，史称“百家争鸣”。

(13)、这段话曾经被网友用在了中韩关系当中，以这句话来比喻两国的所处的位置。当然了，我们中国是爱好和平的国家，虽然我们是大国也不会对相邻的小国产生侵略的想法。但是，某些小国成天挑衅也是我们不能忍的。

(14)、《五蠹》，“蠹”字意指由内部危损整体的木中之虫，五蠹指五种蛀虫，即扰乱君王法治的五种人。本篇亦为历史上公认的韩非子代表作。值得一提的是，《韩非子》书中记载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寓言故事，最著名的有“自相矛盾”、“守株待兔”、“讳疾忌医”、“滥竽充数”、“老马识途”等等。这些生动的寓言故事，蕴含着深隽的哲理，是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给人们以智慧的启迪，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15)、韩非子把社会现象同经济条件联系起来，这在当时是难得的。韩非子对经济与社会治乱的关系有了初步认识，注意到人口增长与财富多少的关系，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人民众而货财寡”会带来社会问题的思想家。

(16)、韩非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其法治思想，适应战国末期治理乱世的历史环境，对秦王朝统一中国功不可没。"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d中央提出的治国方略，韩非的法治思想是在战国末期礼制遭到严重破坏的形势下形成的治国思想。"以法为核心，法、术、势相结合"的思想改造了传统法律文化，对现代中国法治建设具有现实的针对性指导意义。

(17)、韩非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集于一身，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将老子的辩证法、朴素唯物主义与法融为一体。韩非是韩王之子，荀子的学生，李斯的同学。著有《韩非子》一书，共五十五篇，十万余字。在先秦诸子散文中独树一帜，呈现韩非极为重视唯物主义与效益主义思想，积极倡导君主专制主义理论，目的是为专制君主提供富国强兵的思想。

(18)、《韩非子》是战国末期韩国法家集大成者韩非的着作。这部书现存五十五篇，约十余万言，大部分为韩非自己的作品。《韩非子》一书，重点宣扬了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达到了先秦法家理论的最高峰，为秦统一六国提供了理论武器，同时，也为以后的封建专制制度提供了理论根据。

(19)、韩非子把社会现象同经济条件联系起来，这在当时是难得的。韩非子对经济与社会治乱的关系有了初步认识，注意到人口增长与财富多少的关系，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人民众而货财寡”会带来社会问题的思想家。

(20)、韩非子另主张‘‘名实相符’’，认为君主应根据臣民的言论与实绩是否相符来决定功过赏罚。

5、韩非子的思想主张对后世的影响

(1)、韩非子生活于公元前3世纪，是战国后期韩国的王族，善著书。韩非子生活的时代，韩国国势日益削弱，他出于爱国心，屡次上书韩国国王，建议变法，主张统治者应当以富国强兵为重要任务；但国王并没有采纳。于是，他根据历史上治国的经验教训和现实社会状况，写出了《五蠹》、《孤愤》、《内外储说》、《说林》、《说难》等十余万字的政治论文，辑为《韩非子》一书。

(2)、韩非深爱自己的祖国韩国，但他的政治主张并不被韩王所重视，而秦王嬴政却为了得到韩非而出兵攻打韩国。李斯因嫉妒韩非的才能，将韩非害死在秦国。但是，韩非的法家思想却被秦王嬴政所重用，帮助秦国富国强兵，最终统一六国。韩非的思想深邃而又超前，对后世影响深远，是毛主席最佩服的中国古代思想家。毛主席曾经说过：”中国古代有作为的政治家，基本都是法家。

(3)、据《汉书●文艺志》记载，先秦时期的学术派别有据可查的有189家，4324篇著作；而据后来的《隋书●经籍志》和《四库全书总目》记载，“诸子百家”实有上千家。当然，真正流传广泛、对后世影响较大的学派一般公认的只有十家，即法家、道家、墨家、儒家、阴阳家、名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纵横家。其中，对于当时政治格局影响最大要数法家、道家、墨家、儒家和纵横家。道家以老子、庄子为代表人物，主张“道法自然”，提倡“小国寡民”、“无为而治”；儒家以孔子、孟子和荀子为代表人物，重视伦理道德，强调忠恕、中庸、德治、仁政等；墨家的创始人是墨翟，是当时内部纪律最严密的学术团体，历代首领称“巨子”，成员在各国做官都必须推行墨家思想，所得俸禄也必须缴纳给团体，墨家思想主张“兼爱”、“尚同”、“非攻”、“尚贤”等，并认为应该顺从“天志”。上述三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大多是思想家，本人很少直接参与政治活动，即便是墨家也只是通过结社来间接实施政治影响。而与此相对应的，则是“诸子百家”中最积极“入世”的流派--纵横家。纵横即合纵连横，纵横家产生于战国时期，大多数是鬼谷子的学生，以知大局、善揣摩、通辩辞而著称，他们朝秦暮楚、事无定主、反复无常，设第谋划多从最现实的政治需求出发，其中合纵派代表人物有公孙衍、苏秦，连横派代表人物有张仪，他们都是显赫一时，佩一国甚至多国相印。纵横家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并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却没有像道、儒、墨三家那样形成完整的思想体系。

(4)、韩非子提倡君权神授，自秦以后，中国历代封建专制主义极权统治的建立，韩非子的学说是颇有影响的。韩非子的文章说理精密，文锋犀利，议论透辟，推证事理，切中要害。比如《亡征》一篇，分析国家可亡之道达47条之多，实属罕见。《难言》、《说难》二篇，无微不至地揣摩所说者的心理，以及如何趋避投合，周密细致，无以复加。

(5)、对于臣下，他认为要去“五蠹”，防“八奸”。(《韩非子·八奸》《韩非子·五蠹》)所谓五蠹，就是指：学者(指儒家)；言谈者(指纵横家)；带剑者(指游侠)；患御者(指依附贵族并且逃避兵役的人)；商工之民。他认为这些人会扰乱法制，是无益于耕战的“邦之虫”，必须铲除。所谓“八奸”，就是指：1“同床”，指君主妻妾；2“在旁”，指俳优、侏儒等君主亲信侍从；3“父兄”，指君主的叔侄兄弟；4“养殃”，指有意讨好君主的人；5“民萌”，指私自散发公财取悦民众的臣下；6“流行”，指搜寻说客辩士收买人心，制造舆论的臣下；7“威强”，指豢养亡命之徒，带剑门客炫耀自己威风的臣下；8“四方”，指用国库财力结交大国培养个人势力的臣下。这些人都有良好的条件威胁国家安危，要像防贼一样防备他们。

(6)、韩非，战国时期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散文家。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曾称赞过这位古人：“韩非的思想深邃而又超前，对后世影响深远，中国古代最有作为的政治家之一。”韩非所著作的《韩非子》闪烁着治世大智慧的光芒，我相信，读过《韩非子》的每位读者，都会深深地被这本书中治世智慧的光芒所吸引。纵览古今的悠久历史中，文化璀璨的星空中，韩非的思想就是一颗耀眼行星，在春夏秋冬四季的轮换中，为中华民族的子孙照亮前程，促进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对后世一代又一代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智慧光芒。

(7)、韩非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也比较突出，他首先提出了矛盾学说，用矛和盾的寓言故事，说明“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的道理。值得一提的是，《韩非子》书中记载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寓言故事，最著名的有“自相矛盾”、“守株待兔”、“讳疾忌医”、“滥竽充数”、“老马识途”等等。这些生动的寓言故事，蕴含着深隽的哲理，凭着它们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给人们以智慧的启迪，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8)、韩非的这些主张，反映了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采取的许多政治措施，就是韩非理论的应用和发展。《韩非子》是战国末期韩国法家集大成者韩非的著作。这部书现存五十五篇，约十余万言，大部分为韩非自己的作品。《韩非子》一书，重点宣扬了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达到了先秦法家理论的最高峰，为秦统一六国提供了理论武器，同时，也为以后的封建专制制度提供了理论根据。

(9)、为了使君主的神圣权力不受侵犯，韩非主张尊君卑臣，并提出要“强公室，杜私门”，主张对那些私门势力和好比恶虎一样的权臣，要散其d收其余，闭其门，夺其辅，予以坚决铲除和镇压。

(10)、道是变化的，天地是变化的，人是变化的，社会是变化的，治理社会的方式方法也是变化的。但道也有相应的稳定性，这个稳定，就是人应遵守的行为准则，在现实中就是法。法就是依着道而建立的。法必须随时代变化，法必须人人遵守。因为认识到万事万物的变化，韩非子、商鞅同老子一样，也是反传统的。韩非子取《老子》‘无为’的思想，《老子》认为处世，不需要拘泥固定形式与方式，只要顺着大道即可。韩非认为无为，落实在君王统治上，应该是无论特定喜好，或不喜好都不能被臣下推测与掌握，此观点还包括施政习惯，统驭方式等，应该阴晴不定，难以掌握。如此才不会反被臣下驾驭，这也就是申不害的“术”。

(11)、韩非子所生活的时代，是我国历史上由分封制转入大一统的转折点，而韩非子作为站在这一历史节点上的思想家，则发挥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一方面是旧时代先秦思想的集大成者，另一方面，又是新时代中央集权王朝思想的开拓者。由于法家作为一个思想文化流派，随着秦国的灭亡亦已不复存在，而相对于严刑寡恩的法家，汉代以后的统治者在治国的理念上更倾向于比较“温和”的儒家，虽然法家的很多思想仍会被统治者所利用，但是已经很难再公开对治国理念产生决定性的影响。随着时代的发展，“文”“武”之间的分工也越来越明确，专职的武将和军队开始形成，“相”和“将”的概念和职权越来越明晰，“治国”和“治军”之间的区别也越来越明显，而相对于“治国”来说，“治军”需要更强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因此，韩非子的法家思想在后来的治军理念中便得到了更多的继承。

(12)、当时，在中国思想界以儒家、墨家为显学，崇尚“法先王”和“复古”，韩非子的观点是反对复古，主张因时制宜。韩非子根据当时的形势情况，主张法治，提出重赏、重罚、重农、重战四个政策。韩非子提倡君权神授，自秦以后，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治国理念都颇受韩非子学说的影响。

(13)、《韩非子》是战国末期韩国法家集大成者韩非的著作。这部书现存五十五篇，约十余万言，大部分为韩非自己的作品。《韩非子》一书，重点宣扬了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达到了先秦法家理论的最高峰，为秦统一六国提供了理论武器，同时，也为以后的封建专制制度提供了理论根据。

(14)、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像管子就说过，商人日夜兼程，赶千里路也不觉得远，是因为利益在前边吸引他。打渔的人不怕危险，逆流而航行，百里之远也不在意，也是追求打渔的利益。有了这种相同的思想，所以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

(15)、我们应该看到，站在历史转折节点上的韩非子，他的法家思想在当时是发挥过积极意义的，但是他的思想体系弱点也很明显，这也是导致完全采纳韩非子法家思想的秦王朝迅速灭亡，而后来的历代统治者很少公开直接推崇法家思想的原因。我们还应该看到，韩非子的法家思想绝不同于现代的法治思想，虽然韩非子提出“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的主张，看似与现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有相似之处，但是韩非子这里的“平等”充其量是“大臣”和“匹夫”之间的平等，国君或者是后来的帝王却依然高高在上，“法不阿贵”的“贵”也不包括国君或者帝王本人，因此我国传统的“法治”概念最多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而不是“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里当然有韩非子本人的时代局限性，并且韩非子本人也认同：“法与时转则治，与世有功”，我们今天距离韩非子的时代已经过去两千多年，当然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再去照搬照抄韩非子的思想。更重要的是，今天我军的性质和任务绝不等同于封建时期的军队，我们今天依法治军是依照法律管理军队，积极推动军队法治建设，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本分，其中加强法治才是根本目标，绝对不等同于封建时代治国、治军理念中将“法”仅仅作为维护统治者权势的手段。我们今天研究韩非子的思想以及在传统治军理念中的影响，意义在于以史为鉴，发挥其中一些积极因素，为我所用，对于其中的糟粕应该加以剔除，譬如我们今天的军队管理是建立在“官兵一致”、“官兵平等”的基础上的，上下级之间应该互相尊重、诚信相待，绝不可以玩弄权谋之术；又如在我们今天的军队管理中，对于干部战士遇到现实中的困难，管理者应该及时给与适当的关心和帮助，而不宜以“赏不加于无功”为由而不予理会。(来自“柳依雪”)

(16)、《韩非子》全书由五十五篇独立的论文组成，里面的典故大部分都出自于韩非。这本书的核心思想是以君主专制为基础的法、术、势结合思想，秉持进化论的历史观，主张极端的功利主义，认为人与人之间主要是利害关系而仁爱教化辅之，强调以法治国，以利用人，对秦汉以后中国封建社会制度的建立产生了重大影响。

(17)、对于臣下，他认为要去“五蠹”，防“八奸”。(《韩非子·八奸》《韩非子·五蠹》)所谓五蠹，就是指：学者(指儒家)；言谈者(指纵横家)；带剑者(指游侠)；患御者(指依附贵族并且逃避兵役的人)；商工之民。他认为这些人会扰乱法制，是无益于耕战的“邦之虫”，必须铲除。所谓“八奸”，就是指：1“同床”，指君主妻妾。

(18)、韩非的法家思想最伟大的实践者是秦始皇，秦国的教育制度，便为法家思想。以法为教是秦代施行政策，加强思想法制，巩固中央集权的标志之一。

(19)、韩非子论著的核心政治思想就在于法、术、势的结合，而这一点则是源于吸收了法家各位前辈的不同思想。韩非子之前的法家，虽然没有像儒、墨两家那样出现明显的派系分别，不同的代表人物却也有着重视法、术、势的区分。商鞅重视“法”，主张“壹赏”、“壹刑”，“壹教”，崇尚依法度，废私仪；申不害则重视“术”，认为“为人君者操契以责其名”，“独视者谓明，独听者谓聪，能独断者，故可以为天下主”，主张国君应该掌握“循名责实”的监督、任用、考核臣下方法，并且通过“术”来加以应用；慎到“由道而法”，由“学黄老道德之术”的“无为而治”，进而认为“治国无其法则乱”、“为人君者不多听”，重视“法治”、“君权”的“势”的作用。到了韩非子这里，对应道家“无为而治”的“势”，为了克制孙氏之儒所认为“人性恶”而指定的“法”，将名家的“名实”理论付之于实践的“术”，被有机的结合在一起。韩非子认为，单凭商鞅之“法”，则“法不勤饰于官，主无术于上之患也”，最终法治难以推行；单凭申不害之“术”，则“先君之令未收，而后君之令又下”，会导致法治的混乱；单凭慎到之“势”，则“势必于自然，则无为言于势矣”，会导致“应慎子者”“便治而利乱”，无法解决单纯“势治”的矛盾，因此需要通过“法”达到“抱法处势则治”，弥补“势”的不足。因此，韩非子认为，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势”即国君的“权势”是核心，而“法”和“术”则是维护这个核心的两种不可缺少的手腕。他指出，国君应该依赖权势“君持柄以处世，故令行禁止。柄者，杀生之治也；势者，胜众之资也”，“凡明主之治国，任其势”(《韩非子●八经》)；同时要重视“法”的地位，严法治，明赏罚，“以法为本”(《韩非子●饰邪》)，“以法为教”(《韩非子●五蠹》)“，“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有度》)，“赏不加于无功，罚不加于无罪”《韩非子●难一》，“有过不罪，无功受赏，虽亡不亦可乎”(《韩非子●内储说上》)；还要注重“术”的运用，“术者，因任而设官，循名而责时，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韩非子●定法》)，“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君无术则蔽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无皆帝王之具也”(《韩非子●难三》)。

(20)、虽然我们可以说儒家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孟子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与封建专制主义思想有一定关系，但是都不如韩非讲的明确。《韩非子·忠孝篇》说：“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韩非把臣、子、妻对君、父、夫的从属关系作了肯定，并把三者的顺逆看成是天下治乱的“常道”。这就有了三“纲”的基本内容。加上韩非的“法”、“术”、“势”的政治主张，便使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基本上形成了。

(1)、韩非子反对天命思想，主张天道自然。他认为“道”是万物发生发展的根源，“道”先天地而存在。有了“道”才有了万物，“天得之以高，地得之以藏，维斗得之以成其威，日月得之以恒其光。”“宇内之物，恃之以成。”(《解老》)韩非同时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理”这个哲学概念，并论述了它与“道”的关系。他认为，“道者万物之所成也，理者成物之文也。”(《解老》)“理”在韩非看来，就是事物的特殊规律，人们办事应该尊重客观规律。

(2)、司马迁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指出：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事非”，“皆原于道德之意”。说明韩非思想源于道家，但以老子的朴素的唯物主义道论与辩证法为他的“法、术、势”相结合的“君人南面之术”寻求哲学基础，而且开拓了道家的形下之道。在《韩非子》一书中，无论是《解老》、《喻老》，还是《主道》、《扬权》、《外储说右下》、《八经·主道》、《南面》等，所阐述的都是“道可道，谓经术政教之道也(《本道》)。韩非以“法、术、势”皆源自对道家的政治解释，使道家的“无为”内涵从形而上滑落到形而下，关注政治与人生。韩非在《解老》、《喻老》、《主道》、《扬权》诸篇中，都吸取了道家的思想。韩非思想的根源来自于老子以及《郑长者》。

(3)、  孔子殁后，儒分为“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之儒，有孙(荀)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韩非子·显学》)儒门八派皆对孔子思想有传扬之功，而从对后世影响角度来考察，值得注意的则是颜氏之儒、思孟之儒和孙(荀)氏之儒。

(4)、韩非子着作总结了前期法家的经验，形成了以法为中心的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思想体系。

(5)、他的这些论文在韩国不受重视，却传到当时的强国秦国，很受秦始皇的喜欢。秦始皇举兵攻韩国，韩国国王派遣韩非出使秦国求和，秦始皇留下他准备重用，当时任秦国丞相的李斯是韩非子的同学，深知韩非子的才能高过于他，出于嫉妒，于是向秦始皇进谗言诬陷他。秦始皇听信谗言，将韩非子投入监狱并毒死了他。

(6)、  “孙(荀)氏之儒”指的是荀子。荀子以人“最为天下贵”(《荀子·王制》)，在“人道有为”的认识基础上，认为人只有通过主体能动性的发挥才会不断促进自身的进步和发展，说：“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敬其在己者，而不幕其在天者，是以日进也”。(同上《天论》)这种对人的价值的高度体认，充分表现出其所具有的自信和进取精神。但不同于孟子，荀子力主“性恶”说，认为人生而有生理欲求和不断提高的物质生活需求，如“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偷佚，是皆生于人之性情者也”(同上《性恶》)，而这种种显现为“人之性情”的欲求“必出于争夺，舍于犯分乱里而归于暴”(同上)。为了“化性起伪”，“圣人”“起礼义、制法度”，矫正和导化人的情性，使之“出于治，合于道”。据此，荀子十分重视“礼”，认为：“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序，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同上《贵国》)“少事长、贱事贵、不肖事贤，是天下之通义也。”(同上《仲尼》)他所谓“礼”，虽源于孔子，却比孔子之“礼”有着宽阔得多的范围：它“以财物为用，以贵贱为主，以多少为异，以隆杀为要。”(同上《礼论》)其实际效果则是“断长续短，损有余、益不足，达爱敬之文，而滋成行义之美者也。”(同上)故“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守”(同上《修身》)；“礼者，政之车免也；为政不以礼，政不行矣”(同上《大略》)。因此，如果说“思孟之儒”着重以“性善”论为基础而发挥孔子的“仁”学，那末，“孙(荀)氏之儒”则着重以“性恶”论为基础而发挥孔子的“礼”学。

(7)、对于民众，他吸收了其老师荀子的“性本恶”理论，认为民众的本性是“恶劳而好逸”，要以法来约束民众，施刑于民，才可“禁奸于为萌”。因此他认为施刑法恰恰是爱民的表现。(《韩非子·心度》)。容易让人忽视的是韩非是主张减轻人民的徭役和赋税的。他认为严重的徭役和赋税只会让臣下强大起来，不利于君王统治。

(8)、编审：徐怀中 徐殿龙徐泽龙 李尚志李斧李银燕庄力可张杰夫 耿雁生贾随刚 尚婧 余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