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是梁启超的学生吗【文案129句】

谭嗣同是梁启超的学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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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2)、江标(1860-1899)：字建霞，江苏苏州人，晚清维新派人士、思想家，翰林院编修，任职湖南学政，协助陈宝箴创办时务学堂。变法失败后被革职。

(3)、1897年11月29日湖南时务学堂成立之际，正是德国强占胶州湾，新一轮民族危机又卷起之时。学生们迈向接受新知识、铸造新观念、寻找救亡图存的课堂。而遇上奋发蹈厉，阅历丰富的青年才俊谭嗣同、梁启超、唐才常、熊希龄等先生，更让学生们如鱼得水。教习们把时务学堂的办学与整个湖南的开化紧密联系起来，并在经世致用之学上又增加新的篇章，十分注重学习西方社会政治方面的学说，推行“以政学为主义”的教学方针，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主义精神得到渲染和升华，让学生们认为政学乃治国之道。

(4)、吴德潚是个可爱的老先生，他必然不会计较儿子吴樵年轻的朋友与他一言不合就拍手大笑的事，相反，在往后的岁月里，他们“过从日密，偶不见，则互相趋”。

(5)、谭嗣同牺牲的消息传来，林圭“君不胜痛愤，而种族革命之志益坚”。从此以革命自任，并且宣称：“中国流血自谭君始，我随其后矣。”他在1899年3月28日(改正范氏日记及批札)写道：“孟子之道，仁义而已矣。……今之所言仁义之国，则泰西诸国是也。国势之强，人才之盛，以治国而论，则有八事，为天下之公理。” 并发出了“自求富强，即为国为民之公理。……若中国君臣，徒知拥高位，厚精禄，朘民之脂膏，坏国之基础，则是利一身、利一家之独夫民贼也，未有不败亡者也”的呼声，更加认清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反清复仇之心日剧。 

(6)、一提起他，人们就会想起“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这首让人荡气回肠的诗句。就会想起“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这番慷慨赴义的独白。梁卓如称谭嗣同为：中国为国流血第一士。康南海赞扬谭嗣同：挟高士之才，负万夫之勇，学奥博而文雄奇，思深远而仁质厚，以天下为己任，以救中国为事，气猛志锐。

(7)、家戒四则：毋事豪饮、毋即恼滛、毋贪货财、毋好争讼。

(8)、晚清的对外战事为何一败再败？细节决定成败可不是说着玩的

(9)、因为后来的戊戌六君子菜市口就义，所以后来很多人以为维新变法是件危险的事情。实际上根本就不是这样，当时中国刚在甲午战争中新败日本，统治阶级和知识分子都在为中国寻找强国之路，刚开始的维新变法就是当时最时髦的强国办法，李鸿章、袁世凯都加入了维新变法组织强学会。

(10)、1898年，他受光绪帝征召入京参与变法，这是他最光辉的时刻，他正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着，抗争着；可是，他的一腔热血终究还是付诸东流了，在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打压之下，光绪帝被废黜，新政被扑灭，他们的变法仅仅持续了103天。

(11)、袁世凯(1859年—1916年)：字慰亭，号容庵，近代政治家、军事家，北洋军阀领袖，河南项城人。戊戌变法期间曾出卖维新派，辛亥革命期间逼清帝退位，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5年复辟帝制，遭各方反对，引发蔡锷之护国运动，于惊惧中身亡。

(12)、我并不擅长写作悲伤而煽情的故事，然而挣扎再还是想把我知道的关于他们故事写出来捧到你们面前。

(13)、       此后他身染喉癌，不久便在日本福冈病逝，年仅三十四岁。1917年，北洋政府将他葬回长沙岳麓山上，他是中国获得国葬殊荣的第一人。

(14)、1898年，对他来说是关键的一年，他接受湖南巡抚陈宝箴的邀请，在长沙参与时务学堂、南学会及湘报事宜，也在此期间抽空回到浏阳，并把自己在大夫第中的藏书如数捐予南学会，皮锡瑞日记中记载“现在捐的书，以谭复生为最多”。为此，还曾引发他与父亲谭继洵之间的矛盾，他在致夫人信中言及：“我捐的是自己的书，和父亲大人无涉。”五月，在与夫人李闰结婚十五周年时，他作诗“十五年来同学道，养亲抚侄赖君贤”送予夫人，之后离浏赴长沙，这是他最后一次与夫人见面，亦是最后一次归乡离乡。接到光绪皇帝圣旨之后，他北上入京任军机章京参与新政，十三天后因为慈禧太后发动政变，谭嗣同被捕入狱，于1898年9月28日在北京宣武门外的菜市口刑场英勇就义，年仅33岁。和他一起就义的维新人士还有林旭、杨深秀、刘光第、杨锐、康广仁，六人并称“戊戌六君子”。

(15)、次日，谭嗣同在浏阳会馆被捕。在狱中，“题一诗于狱壁曰：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同上)表达出誓死如归的精神。

(16)、谭延闿书法造诣很高，被称作是民国四大书法家之首，有着“近代颜书大家”的美誉，他还精于作诗，著有《组庵诗集》等，对于美食他更是难以抗拒，是组庵湘菜的创始人。他又是国民d元老级人物，地位不低，当年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时，他就是介绍人，他的女儿谭祥，嫁给的是有着“小委员长”之称的陈诚。

(17)、1897年冬，谭嗣同发起成立南学会，南学会被梁启超称誉为湖南“全省新政之命脉”。谭嗣同在南学会的讲演,内容较为广泛，涉及政治、法律等社会科学和天文、生理等自然科学。他要求南学会讲学的内容要契合“讲爱国之理，求救亡之法”的宗旨，为维新变法服务。他在讲《论中国情形危急》时，分析了中国面临着被列强“瓜分豆剖”的危亡局势，在《论全体学》时更是大声疾呼“诸君当知此堂堂七尺之躯，不是与人当奴隶，当牛马的，……我辈不好自为之，则去当牛马之日不远矣”。谭嗣同的讲演，融合如此强烈的爱国思想与奋发图强的斗志，“闻者无不感动”，梁启超说“湖南全省风气大开，(谭嗣同)君之功居多”。

(18)、我已无力追查衢州惨案中吴老先生满门被戮之种种细节，毕竟已事过百年，但让我不由得想起的是吴老先生生前写给汪康年的一封信，信中有这样几行字：

(19)、通过在湖南维新运动的实践，他渐渐懂得，要变革中国，必然会遭受守旧势力的重重阻碍，以至于流血牺牲，但他们早有为革命献出生命的思想准备了。

(20)、讲到宋美龄，顺带提下，孙中山当年曾有意将撮合谭延闿与宋美龄的婚事，谭延闿却是以不能背叛已经死去的妻子，再娶第二个老婆为由头给拒绝了，后来谭延闿与蒋介石夫妇的关系倒是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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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97年11月29日湖南时务学堂成立之际，正是德国强占胶州湾，新一轮民族危机又卷起之时。学生们迈向接受新知识、铸造新观念、寻找救亡图存的课堂。而遇上奋发蹈厉，阅历丰富的青年才俊谭嗣同、梁启超、唐才常、熊希龄等先生，更让学生们如鱼得水。教习们把时务学堂的办学与整个湖南的开化紧密联系起来，并在经世致用之学上又增加新的篇章，十分注重学习西方社会政治方面的学说，推行“以政学为主义”的教学方针，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主义精神得到渲染和升华，让学生们认为政学乃治国之道。

(2)、直白得说，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一对你们可能都不曾听过名字的父子，父亲名叫吴德潚，字季清；儿子名叫吴樵，字铁樵。父子二人皆与谭嗣同、梁启超为挚交。

(3)、两种说法中，陈三立、谭嗣同是双料主角，徐仁铸、陶菊存、丁惠康、吴保初是增色人物，不论是怎么排列，这几位维新派人士的身份是怎么也改不了的，曾经的他们也是想要改变世界的人物，只是时势的变化，让他们有些措手不及。而第二种说法，又常被人称作为“清末四公子”，所以还是第一种说法比较贴切些。

(4)、1875年，10岁的谭嗣同拜欧阳中鹄为师。欧阳中鹄是湖南著名学者，培养了谭嗣同和唐才常等维新人士。欧阳中鹄对谭嗣同的思想影响巨大，可以说伴随谭嗣同的一生。1877年，谭嗣同又师从涂启先，系统学习中国古代典籍，开始接触算学、格致等自然科学。此后，谭嗣同曾到兰州，在父亲的道署中读书。1884年，谭嗣同离家出走，游历直隶、甘肃、新疆、陕西、河南、湖北、江西、江苏、安徽、浙江、山东和山西等省，观察风土人情，结交硕学名士。游历各地开阔了谭嗣同的视野，使他既增长了阅历和见识，又增加了对民众疾苦的了解。1888年，谭嗣同在著名学者刘人熙的指导下研究王夫之等人的著作，汲取其中的爱国和民主思想，并且对王夫之的元气论和道器观兴趣盎然。与此同时，谭嗣同开始关注西学，广泛搜罗和阅读当时介绍西方天文、地理、历史、政治的报纸、杂志以及各类书籍。

(5)、谭嗣同是湖南时务学堂的九位绅董之兼学堂总监，并担任时务学堂教习。在时务学堂开办之时，有地方议会性质的南学会也在谭嗣同的倡导下应运而生，维新派利用《湘学报》及《湘报》鼓吹民权，互相呼应。学堂的学生也常去南学会听演讲。后又将学堂“季课改为南学会日课”，并由南学会学长命题，交学堂“核原”，由南学会派人“应此题”。这样密切了时务学堂与南学会的关系，更大地发挥了两个维新机构的作用。

(6)、谭嗣同考不上举人、进士，并非他才学不够，或许是他“鄙视时文，不屑为”的缘故。他自小喜动不喜静，幼年在京读书时就结交了“大刀王五”，并随他学习单刀。王五不仅教他武艺，还把江湖上锄强扶弱的掌故说给他听，告诉他“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这使得谭嗣同对江湖上救人危难的侠士十分倾慕。读过《墨子》之后，他的任侠思想更为强烈。来到西北后，他奔驰在粗犷的大漠戈壁，雄姿英发、无所畏惧。他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自豪的说：

(7)、所以在光绪20年时，谭嗣同修族谱考证家族世系得知谭氏“以武功著望于有明，二百余年间，位侯伯者九世十人”。

(8)、1898年6月，在湖南保守势力的攻击下，时务学堂风波骤起。于形势所迫，湘抚陈宝箴7月2日免去熊希龄时务学堂总理职。随之，韩文举、叶觉迈、欧榘甲迫于压力，请辞时务学堂分教习职，离开长沙。戊戌变法失败后，清廷惩办了湖南维新d人和支持维新变法的官员，早已是众矢之的时务学堂于10月中旬交守旧人士接管，原有的学生皆离开。1899年春，时务学堂易名为湖南求实书院。

(9)、“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

(10)、9月24日(八月初九日)，日本友人苦劝谭嗣同东游避难，谭嗣同毅然拒绝。“曰：‘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同上)决意以一腔热血唤醒民众，图求自强。

(11)、“铁樵丧将至，尤迫欲一哭奠。然嗣同实有至难之处，万不能自由者：恐湖北知之，责其游荡，此又断乎瞒不住，因时有函电往来，无人作答，即露马脚。”(谭嗣同致信汪康年)

(12)、投稿邮箱：chubanshi@zhbc.com.cn

(13)、吴樵的死，是在丙申年(1897年)的四月，那年他32岁。

(14)、1897年9月，谭嗣同接受陈宝箴与黄遵宪的邀请，弃官来到湖南，随后梁启超也赶赴湖南，一时间，随着谭嗣同、梁启超、黄遵宪等维新人士在长沙聚合，湖南维新运动进入高潮，成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他们积极参与和筹办时务学堂、湘报、湘学报、南学会等各项新政。

(15)、此后十年，谭嗣同往来于湖南、甘肃之间，南北赶考，疲于奔命，但他屡考屡败。他在《残嶰》一诗中表达了自己的苦闷：

(16)、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短短10个月的时间，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中国战败，并于1895年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谭嗣同坚决反对中国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和约，对清政府“竟忍以四万万七千万人民之身家性命一举而弃之”的妥协行径极为愤慨。甲午海战的失败以及《马关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在半殖民地的深渊中越陷越深，深重的民族危机使谭嗣同对中国的前途命运忧心忡忡，痛心疾首。由此，他开始反思自己从前的救亡纲领和变法主张，苦苦思索拯救民族危亡的大计。痛定思痛，谭嗣同认识到“大化之所趋，风气之所溺，非守文因旧所能挽回者”(《兴算学议·上欧阳中鹄书》，《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68页。)，必须废除君主专制，才能从根本上拯救中国。基于这一认识，1896年，为了寻找救亡真理，他开始“北游访学”。在“北游访学”的过程中，谭嗣同途经上海、苏州、南京、北京和天津等文化、政治中心，拜访、结交了以傅兰雅为首的西方传教士，以杨文会、吴雁舟为代表的佛教大德，以及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人士，思想为之大变。对此，谭嗣同自己的概括是“前后判若两人”：“三十以前旧学凡六种……三十以后，新学洒然一变，前后判若两人。三十之年，适在甲午，地球全势忽变，嗣同学术更大变，境能生心，心实造境。天谋鬼谋，偶而不奇。故旧学之刻，亦三界中一大收束也。”(《与唐绂丞书》，《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259页。)与此同时,“北游访学”所到之处，哀鸿遍野，生灵涂炭，他的救亡图存之心越来越迫切。加之基督教(谭嗣同称之为耶教)、佛教和在理教等各色宗教的影响，谭嗣同发愿“以心度一切苦恼众生”。伴随着对心的顶礼膜拜，谭嗣同在哲学上从原来的气学转向了心学，皈依“以心挽劫”的仁学。在1897年夏秋之间，谭嗣同写成《仁学》一书，集中阐释了“以心挽劫”的仁学，是谭嗣同平生最重要的著作，也被誉为维新派的第一部哲学著作。

(17)、时务学堂教习合影，左起叶觉迈、谭嗣同、王史、欧榘甲、熊希龄、韩文举、唐才常、李维格

(18)、吴德潚(1848-1900)：字季清，四川达县人，吴樵之父。清末维新派代表人物，与梁启超、谭嗣同、汪康年、黄遵宪等交好。参与强学会、《时务报》筹办。后任浙江西安县(今衢州市)知县。任官之期，结怨了不法乡绅和豪强。后豪强与贪官勾结，于1900年利用庚子匪患作乱之机，将吴德潚满门40余口杀害。

(19)、清末，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逃往日本。谭嗣同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他坚信"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泰然赴死，留下"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名句。

(20)、1900年，已计划于8月9日举事的自立军因军费不继一再展期。而安徽大通的自立军前军在不知起义展期，事机又已泄露的情况下，统领秦力山便决定即时起事，一举占领大通，由于孤军奋战，几天后逐渐转为败局。8月21日晚，湖广总督张之洞派清兵包围了自立军总部宝顺里四号，逮捕了唐才常、林圭、傅慈祥等自立军将领，又在李慎堂逮捕了包括时务学堂学生在内的多名自立军负责人，并于8月22日深夜残酷地将他们杀害于武昌紫阳湖畔。时年唐才常33岁，林圭尚未满2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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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图片来自网络，如涉侵权，请联系后台删除)

(2)、“至初六日(按：公历9月21日)变遂发，时余方访君寓，对坐榻上，有所擘画，而抄捕南海馆之报忽至，旋闻垂帘之谕。君从容语曰：‘昔欲救皇上，既无可救;今欲救先生(按：康有为);亦无可救。吾已无事可办，唯待死期耳……。”(《饮冰室专集》之一)梁启超当夜进入日本使馆躲避，谭嗣同第二日在寓所等待抓捕。由于官兵当日未至，谭于次日(八月初公历9月23日)赴日本使馆与梁启超诀别。携带著作、诗文手稿数册、家书一箧交托梁启超，说：“‘不以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遂相与一抱而别。”(同上)

(3)、学生们不仅其言紧跟教习，还在行动中紧密配合。如林圭就不仅在家乡湘阴开设“广益会”，还于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二十二日(1898年4月12日)加入了譚嗣同等人创建的不缠足会。

(4)、寒江才脱渔蓑，剩风尘旧貌，自看如何。鉴不因人，形还问影，岂缘酒后颜酡。拔剑欲高歌，有几根侠骨，禁得揉搓？忽说此人是我，睁眼细瞧科。”

(5)、康有为的学生很多，其中最著名的三个学生：梁启超，谭嗣同，梁启勋

(6)、谭嗣同是一位爱国忠君之人，拥有崇高的理想。虽然谭嗣同此人内心叛逆，但是因为幼时受到了正统的儒家教育，所以忠君为国的儒家思想，仍然刻在了他的骨子里。清朝末年，国家积弊，现有的体制已经不能解决当时的困难了，所以谭嗣同力求革新。当中日两国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的消息传来，谭嗣同更是积极筹谋，宣传革新思想，以希图变法。

(7)、9月28日谭嗣同与林旭、杨锐、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6人同时在菜市口就义。谭临刑留下绝命词：“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8)、我本以为，像是吴德潚这样一个和谭嗣同同样率性可爱的老人家的谢幕，应当是在苏杭某个远离尘嚣的小水村中，交代完对孩子们要说的话之后，安静地离开这个眷恋过却又无甚眷恋的世界，然而，很可惜，却并不是。

(9)、他心怕自己在碌碌无为中度过此生，被混同于庸人埋没在草野之中，但时间一年一年过去了，芦花开了又落，他的功名始终只是一个监生。他所处的时代，科举出身是读书人入仕为官的主要途径，其他的入仕门径如保举、捐纳，在时人看来那是被人所不齿的旁门左道，是异途。

(10)、“固知官场黑暗，而不意金陵为尤甚。到此半月，日日参谒，虽首府首县，拜之数次，犹不能一望见颜色，又何论上官?及上官赐以一见，仅问一两语，而同寅早已疑之忌之矣。……尤奇者，本地知名士，曾往拜之，以求学问中之益，而人闻其候补官也，辄屏之不见，并不答拜。幸有流寓杨文会者，佛学、西学，海内有名，时相往还……。凡此诸般若恼困辱，皆能以定力耐之。”

(11)、谭嗣同是湖南时务学堂的九位绅董之兼学堂总监，并担任时务学堂教习。在时务学堂开办之时，有地方议会性质的南学会也在谭嗣同的倡导下应运而生，维新派利用《湘学报》及《湘报》鼓吹民权，互相呼应。学堂的学生也常去南学会听演讲。后又将学堂“季课改为南学会日课”，并由南学会学长命题，交学堂“核原”，由南学会派人“应此题”。这样密切了时务学堂与南学会的关系，更大地发挥了两个维新机构的作用。

(12)、“从谭嗣同之后，谭家人就都是读书人，少有人从政了。据我所知，从谭继洵延续到现在，我们这些后裔目前健在的不超过20人。”作为谭嗣同后人，谭士恺谨记父亲谭志浩的教导，“为人谦逊，淡泊名利”，他对自己女儿的教育也如此。

(13)、9月14日，预感到到危机即将来临的光绪皇帝，秘密召见杨锐，让康有为与军机四卿等设法挽救。谭嗣同、康有为等人建议光绪借助袁世凯新军的力量。9月18日深夜，谭嗣同孤身前往法华寺袁世凯寓所。谭嗣同坦然道：“今日可以救我圣主者，惟在足下，足下欲救则救之。”袁世凯当即表达了对光绪的“忠诚之心”和“救护之责”，声称“诛荣禄如杀一狗耳。”但说时机紧迫，要尽快赶回天津部署。

(14)、谭继洵、谭嗣同的时代距今已过去一百多年了，很多人好奇，浏阳梅花巷谭氏如今发展得如何？

(15)、在浏阳乃至中国的历史上，维新志士谭嗣同都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伟丈夫，他为戊戌变法慷慨赴义的壮举感召日月。但很多人都不知道，谭嗣同从少年时代起，就有“剑胆琴心”的雅号。

(16)、为秉承谭嗣同未了的救国宏愿，“唐才常愤国事之日非，恸友仇之未报，乃奔走各地，联络同志”。1899年5月，由唐才常倡议、梁启超取名的自立会在日本横滨成立。康有为任会长，梁启超、唐才常任副会长，革生为稽查会员，林圭、汪尧成、王翼之等三人为议事会员。林圭以其卓越的见识，走上了历史舞台。自立会虽有保国勤王之说，但年轻的林圭更趋激进，他曾对梁启超说：“国势至此，而有志之士，方孜孜焉以求学，学成而国已烬矣。……诚问救火急乎？抑耕急呼？”林圭恨不能早日将一腔爱国热情付诸实践，决意扛起义旗，坚定地走向反清复兴的革命道路。

(17)、当唐才常活动于上海之时，林圭、傅慈祥等则着力在武汉经营，做军事发难的准备。林圭是自立会中的激进人物，其兴革时政的决心比唐才常更坚决。其人才识干练，人以‘豹子头’称之。林圭受毕永年影响较深，和孙中山的主张比较接近。”自立军先后成立中、前、后、左、右五军，均由林圭、秦力山、田邦璇、陈犹龙、沈荩等统之。五军之外，另有总会亲军、先锋营二军，共计七军，兵力约2万人。还有会d成员10多万人作为后援力量。唐才常担任自立军总粮台。中军为自立军本部，集结在武汉，统领为林圭(会中人称之为大帅)和傅慈祥，李炳寰为总文案。一场以时务学堂师生为主力的自立军起义即将揭竿而起。

(18)、1899年11月，唐才常、林圭、吴禄贞、傅慈祥等回国举事。当林圭等归国时，梁启超、沈翔云等设宴饯行，孙中山、陈少白、平山、宫崎皆在坐。“林于行前，亲诣孙中山请益，中山为之介绍汉口某俄国商行买办、兴中会员容星桥。”容星桥为容闳之侄，“其后林在汉口大得容助，中山介绍之力也”。这天的饯别，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气氛，据与会者陈少白(资产阶级革命家，1895年入兴中会)说：“大家见过面，把酒畅谈，真是悲壮淋漓，激昂慷慨都兼而有之了。”

(19)、家规十则：礼让宜明、雍睦宜调、困穷宜恤、承祧宜慎、品行宜端、交游宜择、本业宜勤、持身宜俭、祭扫当虔、内外宜肃。

(20)、光绪二十年(1894)秋，谭嗣同乘船从武昌至湖南，途径湘乡，看到晚雨初晴后的桂花散发着阵阵幽香，江面上笼罩了一层薄雾，月光如水，秋夜露凉，心中颇有感想，他写下《桂花》一诗：

4、

(1)、       1894年，谭唐二人前往武汉，想入两湖书院读书，在名额只剩一人的情况下，谭嗣同将名额让给了唐才常，因此，谭嗣同终生无缘入任一书院读书。并且，在书院就读期间，谭嗣同还曾帮助唐才常谋求工作以养家糊口，并在他急需用钱时四处借钱凑足银两悉数奉上。满怀感激的唐才常在致其家人信中言及：“复生平日如空山之云、天半之鹤，不可稍干以私。”并叮嘱家人切莫辜负其好意。出身于封疆大吏家庭的谭嗣同，并未与家庭贫寒的唐才常产生任何隔阂，二人亲密共事多年，历史上提及谭嗣同的事件，也多与唐才常相关。

(2)、后来，谭嗣同又获悉了吴樵的父亲就是当世之大儒吴德潚先生，于是他迫不及待地央求自己这位刚认识不久的好友代为引见。

(3)、这期间谭嗣同结识了流寓南京的杨文会，杨文会对西学与佛学都有相当的研究。谭嗣同决心从西学与佛学经籍中寻求救国救民的“良药”，他表示要“开一学派，合同志以讲明心学”，“以心度一切苦恼众生”。他埋头钻研学问，将佛学与我国古代的儒家、道家、墨家和西方算学、社会学等相融合，而创作了极富民权思想的《仁学》。

(4)、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又号饮冰室主人，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参与维新运动期间，与康有为开办强学会，担任《时务报》主笔、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变法失败后流亡海外。后加入袁世凯内阁任司法总长，袁复辟帝制后与蔡锷合力发动护国战争。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5)、江边的雁叫、婆娑起舞的楚竹、小船和江中波涛、一天的风雨、坎坷的仕途、危亡的时局……，这些意象纷纷袭来，他想起屈原“忧愁幽思”而作的《离骚》，此时的心境与屈原又何其相似！“帝子不来山鬼哭，一天风雨写《离骚》”，他为屈原的爱国情怀所激荡，个人失意和愁怨的情绪也渐渐冲淡了。

(6)、      后来，梁启超与他和谭嗣同先前时务学堂的学生石陶均相见时，石陶均向他出示自己所藏的江标遗墨，梁启超追忆以往，想到戊戌年间与谭嗣同的生死分别，感慨万千，他在《石醉六藏江建霞遗墨》中写道：“今遂二十六年，同人零落略尽，余砚固早已殉戊戌之难，而此情此景，犹萦旋吾脑际如昨日也。吾侪以积年忧患之身，尚能留此书生面目，不为地下师友羞矣。”戊戌之难虽未能死国明志，作为谭唐的朋友，他自始自终念及着二位亡友，并以一己之力，尽其所能挽救民族于危亡之中。

(7)、      除却一同共事之外，二人私交亦甚好。谭嗣同曾与梁启超、吴樵二人同游香山碧云寺，并还发生了强迫吴樵作诗之趣事，梁启超于《饮冰室诗话》中记载：“余初交铁樵，在京师，实乙未冬也，与谭浏阳三人，相视如兄弟。铁樵雅不好为诗，尝偕游西山碧云寺，浏阳强之吟，成一章，乃大佳绝。”在梁启超父亲五十寿辰之时，谭嗣同为其父写下《赠梁莲涧先生序》，亦足以看出二人情如兄弟、谊似连理和相互之深刻的倾慕。

(8)、      1912年，梁启超回国担任司法总长，当他目睹袁世凯种种专制之举和暴露出的复辟苗头时，愤然辞去司法总长一职，并在袁世凯复辟帝制之后，冒着极大危险逃出天津，与蔡锷合力发动护国战争。蔡锷曾有言：“袁世凯安然登其大宝，叫世界看着中国人，是什么东西呢！但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起见，非拼着命去干这一回不可！”随后，蔡锷辗转回到云南，他通电讨伐袁世凯，率领护国军入川，激战十万袁军，终使其溃不成军，袁世凯惊惧而亡，八十三天皇帝梦得以终结。或许是因戊戌年之事而抱愧死友，梁启超曾在事前与蔡锷约定：“事如不成，不跑租借不跑国外，甘愿赴死。”

(9)、“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后不久，康有为在代徐致靖作的奏折中向光绪帝推荐谭嗣同。奏折曰：“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天才卓荦，学识绝伦。忠于爱国，勇于任事，不避艰险，不畏谤疑。内可以为论思之官，外可以备折冲之选。……其黄遵宪、谭嗣同二员，可否特谕该省督抚送部引见，听候简任之处，出自圣裁，非臣所敢擅请。”(

(10)、      谭嗣同自小在北京出生长大，却非常钟爱家乡浏阳所盛产的菊花砚，他将自己书斋命名为“石菊影庐”。并将半生所读之书、所思之感，写作一本《石菊影庐笔识》。他藏有多方菊花砚，还请多位好友为各砚题铭，可以查到砚铭记载的他所收藏的菊花石就有八方之多。他还常将所藏之砚送于友人，或应友人之邀为他人的菊花砚题写砚铭。      关于菊花砚，还有这样一段故事。谭嗣同有一位友人，他曾经不止一次提过这位友人是他的“二十年刎颈交”，这就是唐才常。谭嗣同比唐才常年长两岁，二人相识于谭嗣同初次回到故乡浏阳之时(1877年)。一见如故的两位少年结为知己之后，谭嗣同还引唐才常拜自己的老师欧阳中鹄为师，并在后来的信中亲切称唐为“绂丞同门”。

(11)、       梁启超和唐才常，是谭嗣同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位挚友。其中，谭梁二人结识于1896年，谭唐二人结识于1877年。表面上看起来，谭唐结识20年之久，谭梁结识却只有短短2年，但谭嗣同与二人友谊之深，实则不分伯仲。

(12)、他让梁启超担当行者，以图变法维新于将来，自己则宁愿受死，以死来警醒世人，以祭奠这场短命的维新变法。

(13)、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湖南浏阳人，清末思想家、政治家，维新派代表人物，参与湖南时务学堂、南学会、湘报、浏阳算学馆之筹办，后委任四品军机章京，戊戌变法失败拒绝出逃，遂蒙难。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广东新会人，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文史学家，维新派代表人物，师从康有为，参与公车上书、强学会，倡办时务报、时务学堂，反袁称帝，倡导新文化运动，著有《饮冰室合集》。

(14)、史书上说，光绪十年谭嗣同离家出走，开始游历中国各地。既然说是“离家出走”，那么自然不属于游学一列。而他为什么会离家出走，想来也知道，定然是他没有如他父亲所想，潜心学习，科举考试吧！

(15)、吴老先生一生修佛，“将头临刃时，定知不惊怛，”其原因就在于“佛力尚有尽，何况身生灭。”晚清的政治家亦都是佛学家，入世为空，虚空无相，但身灭不足为憾，跪在屠刀下的时候，想必内心也是宁静的。黄遵宪了解吴老先生，然而我想对于谭嗣同来说，这首诗亦合适之。

(16)、谭嗣同出身官宦世家，父亲谭继洵官至湖北巡抚，殷实的家境使谭嗣同有条件出游，结交有识之士。谭嗣同所在家庭是典型的封建大家庭，加之生母亡故，受继母虐待，使他饱尝人生冷暖，认识到大家庭之害。特殊的成长环境和人生经历既养成了谭嗣同叛逆的性格，又奠定了他对三纲五伦的批判基础。谭嗣同的代表作有《仁学》《石菊影庐笔识》《壮飞楼治事》《寥天一阁文》《莽苍苍斋诗》《远遗堂集外文》等。这些论作被后人合编为《谭嗣同全集》，《仁学》则有多种版本流传于世。

(17)、袁世凯是见风使舵、反复无常的人，面对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旧d和以光绪皇帝为首的新d，他势力的天枰自然倾向了根底牢固的旧d。他看得很明白，此时旧d的力量要远胜于新d。如果听从谭嗣同的建议，做一个忠臣去帮助没有“一兵一卒”的光绪皇帝为首的新d，这是极大的冒险行为，成功的几率微乎其微。如果投向根深蒂固的旧d，剿灭新d则是易如反掌，自己还极有可能加官晋爵。于是他选择向荣禄告密，背弃新d。

(18)、“余与谭浏阳(即谭嗣同)及铁樵(即吴樵)，约为兄弟交，而父事季清先生(即吴德潚)。乙未秋冬间，同客京师。吾三人者，连舆接席，未尝一日相离也。”(梁启超《饮冰室诗话》)

(19)、陈三立幼年时期就在当地很是知名，为人较为洒脱，不太顾忌。1882年，他参加了乡试，不用时文作答，而是用了散文体，却是为主考官赏识，考中了举人。1886年，他又考中会试，之后回到长沙，组建起了碧湖诗社。

(20)、(特别感谢谭嗣同后裔谭士恺、谭氏族人谭恒昶、谭嗣同粉丝张维欣的帮助)

5、

(1)、1898年2月，在陈宝箴、黄遵宪等人的支持下，谭嗣同与维新志士唐才常等倡创办南学会、《湘报》，宣传爱国救亡，提倡西学，倡导民权，要求立宪;并开办时务学堂，设置中西课程，向学生灌输民主思想，聘请梁启超担任时务学堂总教习，倡导变法维新;在梁启超的主持下，湖南时务学堂一度成为全国传播维新思想的重要学府和前哨阵地。在陈宝箴、黄遵宪、谭嗣同、梁启超、唐才常等维新人士的共同推动下，湖南风气大开，面貌焕然一新。

(2)、谭继洵四个儿子，其中大儿子染上白喉病去世，二儿子谭嗣襄33岁去世，谭嗣襄的儿子谭传炜过继给谭嗣同，小儿子谭嗣冏跟前三个哥哥同父异母。“我曾祖父是传炜，既是谭嗣襄的儿子也是谭嗣同的儿子，他也早逝，到我爷爷谭训聪，可能是这些后裔里唯一从过政的人了，他当时在南京做文秘工作，还是蒋介石的邻居，后来去了台湾一所大学任教。”谭士恺了解过自家支脉的后人，几乎都在医疗、教育、科技领域工作，他父亲谭志浩1952年湖南大学选矿工程专业毕业，分配去水口山担任工程师，在有色金属行业小有名气，担任过第六届湖南省人大代表。“我自己是读书人，后来自己办企业，到我孩子辈也都未涉足政坛。”

(3)、他每天忙于应酬，虽然极为恭谨低调，但上级与同事甚至下属都没把自己当回事。让他最不能忍受的是，南京的名流听说他只是一个候补知府，根本不愿见他。他的自尊性受到了极端的伤害，心情愈发苦闷，曾经怀抱的“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抱负也化为泡影，此后他与官场很少往来，专心读书研究学问去了。他数年前在七律《入关途中》就已然感慨于人情的浇薄：

(4)、谭嗣同他对佛教思想进行过系统的研究，并且还进行学佛的实践。他赋予佛学以现代精神和实践精神，体现出以佛法求世法、经世致用，积极入世的经世佛学思想。

(5)、      或许是历史的巧合，谭嗣同与唐才常这两位挚友都在三十三岁的年纪里终结在断头台上，现如今，浏阳老城有两条路，一条名为嗣同路，一条名为才常路，它们交汇在浏阳河边上，见证着曾经和过往。二人的以前的学生蔡锷为他们写成对联：“前后谭唐殉公义，国民终古哭浏阳。”

(6)、      晚清是一个讲“群”之时代，然而“群学”之概念并非仅仅是一个学会、一座学堂，而是一人之后的千万之人。谭嗣同、梁启超、唐才常不仅是晚清群学的构建者，更是其先锋灵魂人物和最为卓越的实践者，也是群学最重要之组成部分。谭嗣同墓前挽联：“亘古不磨，片石苍茫立天地；一峦挺秀，群山奔赴若波涛”也正是在传达此意。

(7)、      在戊戌变法这段历史中，谭嗣同的名字始终与梁启超写在一起，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同作为谭嗣同旧日好友，唐才常与梁启超也有着极为深厚的情谊。

(8)、datongsixiangwang@1com

(9)、      抱着一颗不愿惭死友之心，梁启超为国为民奔走呼号二十年有余，数次站在风口浪尖反对帝制，甚至不惜与恩师康有为反目成仇，正是因为受到谭嗣同、唐才常等人的感召和影响。

(10)、但变法一开始就遭到以慈禧为首的守旧势力的强烈反对。至9月初，帝、后两d斗争尖锐、激烈，以慈禧为首的守旧派密谋发动政变，推翻新政。光绪自感压力沉重，危机四伏，于9月中旬连下数道密诏，命康有为与杨、林、刘、谭、梁数人急商对策，康、梁、谭等人见到密诏都痛哭不止。康有为、谭嗣同以袁世凯曾经加入强学会，表示倾向维新，决定争取袁的支持。

(11)、      晚清政治家和思想家，无一不与佛学结缘，在金陵之时，谭嗣同常至南京金陵刻经处听取杨仁山居士讲授佛学，并精研《华严经》。后来，谭殉戊戌之难后，为表示对亡友的纪念，梁启超亦曾多次前往金陵刻经处听讲佛经以示缅怀。金陵刻经处现今仍存原址，并且仍在延续着晚清之传布佛法之职能。

(12)、其实，父亲去世时谭继洵只有6岁，他哥哥继昇放弃学业，承父业，给弟弟们请老师，督促他们学习。“谭继洵那时候过得很苦，族谱里有个故事记录‘代姐易嫁’，说的就是他娶妻。”谭恒昶在编谭氏族谱时看到这个故事，谭继洵跟距家30里开外的芦烟洞徐家大女儿徐庆缘定亲，但因为谭继洵家贫，“人不到、鸟不落”，她不愿嫁，这婚事一拖就是五年，到了完婚之日，她甚至抱着必死不嫁的决心，没办法，为保住徐家名声，当时让妹妹徐五缘“代姐易嫁”。当然，19岁徐五缘嫁后也吃了不少苦，直到他们结婚第三年，谭继洵才入仕。

(13)、你的心如同玲珑七宝，我想把它缚住，但缚来缚去，还不如你亲自缚起，再捧到我面前呢。一段话中的七个问号，个个都刺得人眼睛酸痛，这既是一位故人对老友的一片关爱，亦是吴老先生真性真情、率性可爱的跳脱映画。

(14)、谭嗣同在看清帝国主义列强的野心后曾说：“时局之危，有危于此时者乎？图治之急，有急于此时者乎？”学生们受到先生爱国情怀影响，经常谈论国事，爱国情愫日增。林圭常跟人说：“朝廷纲纪败坏，达于极点……吾人今日求学，应以挽救国家为第一要义。”唐才质(清末维新派领袖唐才常之弟)曾回忆：“这在当时确是非常大胆的话。”

(15)、“嗣同甚乐铁樵(即吴樵)，又钦其父名，因铁樵请见，连不值。既得见，则三年前对语终日而各不知姓名之季清先生(即吴德潚)也。相与抚掌大笑，剧谈略数万言不得休息。铁樵亦大诧，以为奇遇，以长铁樵一岁，父事季清先生而弟铁樵。过从日密，偶不见，则互相趋。”(谭嗣同《吴铁樵传》)

(16)、在最好的朋友去世之后，谭嗣同伤心欲绝，泣不成声，一心想着去参加挚友的葬礼，然而却因为父亲管教太严而脱不开身，以至于不能出席。作为补偿，他赶写了一篇《吴铁樵传》，并发表在《时务报》中。

(17)、      谭嗣同致南京担任江苏候补知府期间，梁启超恰好于上海担任《时务报》主笔，谭嗣同写作《仁学》期间，常来往于南京上海之间，与梁启超等几位朋友商讨学术，议政时局。

(18)、9月21日凌晨，得到消息后的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下令搜捕维新派人士。 

(19)、徐仁铸对梁启超、谭嗣同的学说深有感触，决心变法，以救国。他还请求父亲时任户部侍郎徐致靖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推荐给光绪皇帝。然而，后来慈禧掌权后，他也曾一度为自己在变法过程中的行为开脱，最终也是免不了被革职。

(20)、我很难想象，在谭嗣同这样一个至情至性、对朋友之谊视为珍宝的人看来，不能参加挚友的葬礼，该是一种多大的折磨。

(1)、变法运动在湖南的开展，特别是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等人在时务学堂、南学会和湘学报上鼓吹民权、平等和变法的主张，使那些封建卫道士和顽固派惊恐不安。湖南士绅王先谦与叶德辉湖南顽固派的代表人物，他们以时务学堂作业本内梁启超攻击封建专制的评语为把柄，力请湖广总督张之洞查处，要求巡抚陈宝箴对时务学堂进行整顿。

(2)、其后，为求学业更大进展，林圭与长兄又转到长沙黎家坡族兄林世焘家附读，林世焘系贵州巡抚林宗伯之子，湖广总督张之洞的侄女婿，光绪钦点翰林。林圭在这里接受了更高层次的教育，为日后以优异成绩考取“维新思想的温床和摇篮”——湖南时务学堂打下了坚实基础。

(3)、谭嗣同听到政变消息后，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多方活动，筹谋营救光绪帝。在所有计划均告失败的情况下，他决心以死来殉变法，酬圣上。事实上，谭嗣同有机会像康有为、梁启超那样选择逃亡海外，因为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日本使馆曾经派人与谭嗣同联系，表示可以为他提供“保护”。与谭嗣同一同领导戊戌变法的梁启超就是在日本人的营救下逃往日本，最终躲过一劫的。谭嗣同面对日本人的“保护”毅然回绝，并对来人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谭嗣同传》，《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33页。)抱定赴死决心的谭嗣同把自己的书信、文稿交给梁启超，劝梁启超东渡日本避难，并慷慨激昂地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谭嗣同传》，《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33页。)9月24日，谭嗣同在北京的浏阳会馆被捕。在狱中，他从容自若，写下了“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狱中题壁》，《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287页。)的豪迈诗句。1898年9月28日,谭嗣同与林旭、杨深秀、刘光第、杨锐和康广仁六人在北京宣武门外的菜市口刑场英勇就义，史称“戊戌六君子”。当“戊戌六君子”被行刑时，刑场上观看者上万人。谭嗣同神色不变，临终时大声高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临终语》，《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287页。)谭嗣同的言行充分表现了舍身报国的英雄气概，鼓舞了无数仁人志士投身到救亡图存的运动之中。

(4)、但到了谭嗣同的曾祖父谭文明时，他将家迁到浏阳南乡吾田市，隐居深山，“笃学固穷，文行有斐”。他儿子谭学琴当家时，家道突然暴落。为了生计，谭学琴去县衙做了一名管理簿记的小吏，靠着慢慢积攒，又将家迁回县城梅花巷丹桂坊。即便如此，他还是因为家贫，直到四十多岁才成家。清道光八年，谭学琴留下“我死勿令儿子废学”便撒手人寰，他7个嗷嗷待哺的子女几乎濒临三餐不继的窘境。

(5)、“少年心事当拏云”的豪迈气势在这首词作里淋漓尽致展现出来。“拔剑欲高歌”，他要做个为国为民的“侠士”，青春年少的他，豪气干云，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6)、他是一峦兀然挺秀的山峰！他是一片苍茫独立的磐石！联语将谭嗣同不畏死难的豪情和豁达的精神境界融于其中，让人肃然起敬。

(7)、谭嗣同进京参与变法第33天，维新派人士遭慈禧下令被捕。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三日(1898年9月28日)，清廷在未经任何审讯的情况下，将谭嗣同等六君子杀害于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百日维新以失败告终。

(8)、吴樵(1866-1897)：字铁樵，清末维新派人士，谭嗣同、梁启超之挚友。

(9)、      在谭嗣同殉难之后，唐才常悲痛万分，他锥心泣血地写下一副挽联：“与我公别几时许，忽警电飞来，忍不携二十年刎颈交，同赴泉台，漫赢将去楚孤臣，箫声呜咽；近至尊刚十余日，被群阴构死，甘永抛四百兆为奴种，长埋地狱，只留得扶桑三杰，剑气摩空。”

(10)、      在戊戌变法即将失败之时，二人同往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处寻求帮助，终不得成，在面对清政府大肆搜捕之时，二人立下“程婴杵臼、月照西乡”之约，终“一抱而别”，各自奔赴己之命运。谭嗣同于菜市口遇难后，梁启超将流亡日本，并将谭生前所著《仁学》刊载于他主编的《清议报》上，还悉心收集了谭嗣同的遗墨并妥善保存。在他日后的三十年时光里，但凡有人与他相忆谭嗣同之事，他都会悲不自胜，泣不成声。 

(11)、      无奈自立军于汉口起事因消息泄露和资金不到位而至最终失败。唐才常被捕后，曾抬头仰望满天星辰，并叹到：“好星光啊。”之后，他被曾经的老师——两湖书院的筹办者张之洞押解到湖广总督署中进行了残酷的刑讯。而在六年前，谭嗣同之父谭继洵任湖广总督时，谭唐二人曾在此相商算学馆筹办事宜，总督署成了他与谭嗣同经常相聚之所。临刑前，他作诗道：“七尺微躯酬故友，一腔热血溅荒丘”，之后，这个与谭嗣同“少同游、长同志、订为生死交”的年轻人被张之洞杀害于武昌紫阳湖畔。与他一同起事并曾深受谭嗣同赏识的原时务学堂学生林圭也一同遇难，年仅二十五岁。此事中，七位起事遇难者同被葬于武昌的洪山之旁，题名为庚子烈士墓。

(12)、陈三立，字伯严，号散原，江西义宁人，出身官宦家庭，父亲是晚清维新派名臣陈宝箴，被称作为“中国最后一位传统诗人”。

(13)、庚子年(1900年)，吴德潚因出于正义感而惩罚了欺辱国外传教士的罗楠，维护了衢州传教士的基本权益而引发暴民动乱，当地乱民冲往县署，欲觅之而不得后，再到郡邑城隍庙，将正在集绅议事的知县吴德潚当众绑缚至道署辕门外，镊去须发，乱刃刺死。他的儿子看到老父遇害，伏尸而哭，亦未曾幸免于难，同被戕害。随后，乱民又至其县署之中，连杀吴德潚满门四十余口人。

(14)、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十五日(1898年4月5日)，林圭以优异成绩考入时务学堂，成为二班内课生，年轻、求知若渴的林圭倍加珍惜。恰好这年春，谭嗣同返湘，全力投入湖南新政。

(15)、谭嗣同是有着大勇气之辈，具有崇高的牺牲精神。为了自己的理想，为了自己的志向和抱负，谭嗣同能牺牲一切，包括他自己的生命。谭嗣同当初听闻梁启超与千人举人联合上书(史称公车上书)，便立马动身北上，积极参与进变法维新的事业当中来。后来维新变法遭到顽固守旧派的强烈反扑，光绪帝被囚禁，变法失败。梁启超等人在逃亡日本之前，都曾经来找过谭嗣同，劝说谭嗣同与他们一同离去。当时谭嗣同本可以躲过后来的亡命结局，但是他却大义凛然的说。如今的中国正需要鲜血来唤醒沉睡的国民，而他甘愿为此付出生命。就这样，谭嗣同与其他戊戌君子，一同被处死。谭嗣同那种愿以颈血刷污政，视死如归的精神，值得后世所有人民的尊重与赞扬。

(16)、十三年后，“辛亥革命”爆发，谭嗣同时务学堂的学生蔡锷在云南举行“重九起义”，结束了清王朝在云南的统治。随后，各个省份纷纷宣布独立……

(17)、中日甲午战争后，谭嗣同坚决反对签订合约，他对清政府的妥协极为愤慨。在变法思潮的影响下，他开始精研救民族危亡的根本大计。1896年，31岁的谭嗣同再次回到浏阳与老师欧阳中鹄和唐才常筹办算学社。这是他第一次真正意义上与唐共同参与湖南维新运动。他对四年前去世的同乡郭嵩焘十分推崇，作为第一任驻外公使，郭嵩焘推崇西学，因而被大多数落后愚昧的湖南人所不齿，并几乎被逐出湖南。面对落后封闭的湖南现状，谭嗣同试图通过在湖南创办西式学堂来做出改变。算学馆的开设为中国的近代化教育的开端，校址设在浏阳文庙奎文阁内，他与夫人李闰同为此学尽心尽力。与此同时，他将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思想写成《仁学》，这也是维新派的第一部哲学著作。

(18)、1627年，明崇祯皇帝朱由检即位。浏阳谭氏在这样的一个年份由22世祖谭逢琪下定决心再次迁居。他本住在长沙，看到浏阳美景，又为躲避明末混乱的纷纷扰扰，率其弟妹子侄搬到浏阳，从此定居下来。

(19)、谭嗣同虽是典型的官二代、公子哥，但身上没有纨绔子弟公子哥习气。一生喜好结交名士，任侠好义。在北京时，就跟侠士大刀王五结交，还一起谋划借兵救光绪。

(20)、回国后的林圭等在自立军统领唐才常的领导下，利用自立会建立体系庞大的富有山堂，发放富有票，联络会d，并在清廷的新军中发展会员。经过不懈努力，当时自立会东至苏、皖，北达豫、陕，西及巴蜀，南贯两粤，而尤以两湖为盛，为发动武装起事联络了十几万人。“

(1)、1897年，他“闲户养心读书，冥探孔、佛之精奥，会通群哲之心法，衍绎南海之宗旨，成《仁学》一书”并积极投身宣传变法维新，为旧王朝注入了新的血液。

(2)、1897年10月，谭嗣同在陈宝箴与黄遵宪等人的支持下，发起成立时务学堂，由梁启超任中文总教习，唐才常等任分教习。教学内容包括经、史、诸子和西方的政治法律与自然科学。谭嗣同还把《明夷访谈录》和《扬州日记》加以按语印发给学生，向他们宣传民权和反清革命思想。在这种理念的指引下，时务学堂培养了众多以救中国为己任的革命志士。

(3)、1924年，谭延闿又当选为国民d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兼大本营秘书长。之后，他还出任了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长、理广州国民政府军事部部长、代理广州国民政府主席、中政会主席团成员、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财政委员会委员长等职。1930年，谭延闿因病在南京去世，国民政府为他举行了国葬。

(4)、竹子的品质是谦虚、有气节、刚正不阿、坚韧不拔的，“戊戌六君子”中，为变法流血的谭嗣同就是这样一个人。

(5)、      以谭嗣同为标志人物的晚清士大夫阶层，是中国非常之纯粹的改革群体，他们不从改善自身命运作为出发点，而是着力于在历史洪流中力挽狂澜，这样一群高干子弟，创造的不仅是一个时代，更是一种精神力量。

(6)、陈三立是近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人物，他是近代“同光体”诗派的领袖人物，他的家庭教育很不错，长子陈衡恪是近现代著名画家，次子陈隆恪是近代著名诗人，三子陈寅恪为知名历史学家，幼子陈登恪为著名词人。

(7)、侦办涉黑涉恶团伙4个，破获刑事案件33起……湘阴这场战斗打得漂亮！

(8)、喜欢极了这样一个碎碎念的吴老先生，满纸虽非都是“家长里短”，但也不全是“国家大事”。我想你，我要说出来，我念及你，就要让你知道。我相信，看到“速卓来杭，扫榻恭候久矣”这样的句子，是会让人会心一笑的。(图：梁启超)

(9)、他想起西汉淮南小山《招隐士》中的诗句“桂树丛生兮山之幽，偃蹇连蜷兮枝相缭。……王孙兮归来，山中兮不可以久留”。那是淮南王为征召隐逸之士“出山”而令门客所作的诗歌，而现在自己流落江湖，怕是难以遇见像淮南王那样重视和征召“山中隐士”的“明主”了。想起这些，他的惆怅之情弥漫了整坐小城。